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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抽烟历史，别人问我戒烟的经验，我就先问他愿不愿意找一份从早干到晚，上班的地方又不可以抽烟，而且时时刻刻都忙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作。也许只有在香港才会有这样的“非人”环境，我若不从内地移居此地，今天可能还在抽烟，甚至更加厉害。另外还有一点，香港住的地方一般都比较狭小，对我这种抽烟的“一家之主”相当不利。回想起来，我的戒烟，还是从家里开始的。一家三口，就我一人抽烟，另外两位就算不公开反对，看到你抽烟时皱起眉头，或者打开几扇窗子，你也会感受到心理的压力。平日上班，几乎每天都要半夜回家，不会再抽烟，大家相安无事。到了周末在家时，不能不顾及她们的态度，只能少抽烟以至不抽烟。一个周末才两天，“熬”过去还不算太难，碰到过年或者圣诞节放大假，那就要整整一个星期“节烟”。能够做到这一点，进一步戒烟就有了初步的基础。说到底，成功戒烟的最大动力一是怕老婆翻脸离婚，二是怕女儿离家出走，三是怕被老板炒鱿鱼。其他甚么为了自己健康啊，甚么奖励活动啊，甚么保护环境啊，甚么节省金钱啊，烟瘾上来时统统不会有用。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抽了几十年的香烟，老婆为他算了笔账，说是他这辈子花在烟上面的钱如果买手表（那时买只手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以把两只手臂都戴满。他回答说：别人不抽烟，我也没有见到谁有那么多的手表。”老婆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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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运”比香港“地铁”多点文化

2001年7月

这次暂不写上海，不写内地的事情，原因是最近去了几次台北，回来又看到香港几个蛋头学者搞的一份狗屁“研究报告”，很想讲一讲台北地下火车“捷运”。那项“研究”的结论居然认为香港人特别喜欢排队，而且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热爱排队的程度超过美国人一倍，十足的胡说八道！任何人只要在香港住得久一点，根本不需要甚么研究，都会发现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乐意排队的人群之一；除非在强制排队而且有人管着的地方，像是银行、邮局或者办入出境手续等等，香港人绝不会心甘情愿守秩序等候。最好的例子是香港的地铁站台上面，都画上了一道道排队等候上车的黄线，当中还特别留下让人出来的空档，可是你每次搭乘地铁到站时，哪一次不是被挤着要进车厢抢座位的人堵在车门口？而最近在台北坐了几次地铁，却发现那儿的乘客才是老老实实排队上车的。不仅如此，在所有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面，几乎所有的人，不管老少，都很自觉地靠右边扶手站着，留出旁边的空间让赶时间的乘客走动。香港地铁站里本来也应该如此，但就是有那一对对的恋人、一伙伙的学生、一窝窝的“全家福”，还有那些三五成群的菲佣，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全部空间都挤满。看来台北的普通老百姓要比香港人文明一点，香港人则比台北人自私又自大。在台北，地铁车厢里面听不到“港式”的大声喧哗，也见不到年轻的父母只顾自己说话或看报，听任孩子一旁胡闹，肆意骚扰其他乘客。香港人本来就喜欢在地铁里面高声讲电话，旁若无人；近几个月，我发现他们在搭地铁时又有了新的娱乐方法，即一首接一首播放手机里面的“来电乐曲”，真不知道是因为实在好听还是无聊至极。香港地铁车厢里面能够打手机，算是领导世界潮流；台北的“捷运”系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预计年底就可以全线接通无线电话。为了预防车厢里打手机妨碍他人，破坏“搭车环境”，台北“捷运”公司已专门制订了《车厢内行动礼仪》，要求乘客打手机时一要“轻”，轻轻细语，降低音量，二要“短”，长话短说，三要“简”，车厢内尽量使用简讯传送。另外，在四个“捷运”车站里面试行电话禁音区，在三列火车上面把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车厢定为禁音车厢。香港的地铁公司可曾想到过？台北的地铁叫做“捷运”，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建造时间最长、耗费最巨、黑幕最多的地铁工程。由于许多地方采用“开膛剖肚”的方法，又是几条线路同时动工，台北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都处在所谓的“交通黑暗期”，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建成之后，捷运”不仅已成为台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形成一种与地面上的台北市很不一样的“地下台北”。作家龙应台受市长马英九之请，出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她最近在文章中谈到台北市的蜕变时特别指出：台北市地面上的街道壅塞不堪，人行道被机车（电单车）盘踞，骑楼被流动摊贩霸占，人们要在排放废气的车牌缝隙里穿梭。而地面下的台北却是个干净有秩序的环境，没有乞丐、没有嗑药族、没有娼妓、没有醉汉，甚至扒手也少有所闻……会有甚么例子比地下捷运空间的明快线条和时间效率，更能象征‘现代’呢？”香港的地铁管理有序，却从来是冷冰冰的，任何人进了地铁站口，除了搭车，没有别的事可干。据说当年香港设计地铁时，英国人认为中国人邋遢，车站里面就是不能开店铺，特别不能开饮食店，所以至今也只有几家小杂货店。台北的“捷运”车站里似乎有点乱，但热闹许多，像“台北车站”这站就是个商场，那里的诚品书店比敦化南路的总店还拥挤，那里的一家手机店月销量为全台北之首。与车站相通的停车场，则为台北市外来的驾车者提供了不小的方便。有个名叫“几米”的台湾艺术家，出版了多种“绘本创作”，最新一种题为《地下铁》，画的是一个盲女孩对地铁情景的想象和幻想，每一个场景都配上一首乐曲，一共二十五首，好看又好听。有一个场景画的是列车停在某个站台旁，一半的车厢里是天使，另一半则是死神，当中一节是那个盲女孩。昨日的悲伤，我已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一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配的曲子是小提琴和钢琴二重奏理查？施特劳斯的《在寂寞的家园》。香港的地铁很难引出如此的意念。台北的“捷运”还有另外一些不同于香港的做法。类似“八达通”的电子卡尚在试用当中，储值卡新台币一千元的打八折出售，五百元的就卖五百。车站里面的站台上，特设夜间专供妇女候车的地方，可能有监视器录像监察。另外，台北的地铁站内设有男女洗手间，不像香港的地铁设计者那般不近人情，乘客连拉屎撒尿的权利都没有。

香港最神秘的货柜车“司机大佬”

2001年8月

他们每天清早开着货柜车从深圳出发，经过皇冈—落马州口岸进入香港，傍晚前后又原路返回。他们驰骋在香港的道路上面，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十分偶然迷了路，不可以打开车窗同路人说话；就算他们有机会同香港人交谈，十有###也是“鸡同鸭讲”，因为他们多数只会说普通话，更听不懂广东话。他们在香港的开车时间最长的不过四五年，但对香港路况的熟悉程度绝不逊于有几十年经验的本地老手。甚至，他们在第一次驾车进入香港之前，就已经熟背《香港驾驶员使用手册》的每一段、每一行，熟记香港和深圳的每一条干线道路，对香港近二百种的交通标志“一看准”、“一眼清”，可谓名符其实的“活地图”。他们还知道每一条隧道的位置、长度、单管道还是双管道、几线行驶，知道香港所有隧道都限制时速七十公里，唯有大榄隧道限速八十公里。亚视《百万富翁》里面如果有这样的题目，不知道谁能够准确答出？这批香港最神秘的“司机大佬”，就是开着“ZG”车牌货柜车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汽车连官兵。他们每天为香港的十四座驻军兵营运送物资，却几乎从来没有踏足兵营以外的香港土地，他们的纪律就是如此严格。可以说，他们天天行驶在香港的道路上面，但从来没有真正“到过”香港。某位班长有一天突然冒出这样的话：我真想到香港的街上走一走呀，体会体会，到底脚踩在香港马路上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嗯？”一九九八年之前，他们开的货柜车（山东潍坊出产的“斯塔尔”）没有冷气设备，天气再热，阳光再猛，哪怕驾驶室里的温度上升到摄氏五十度，汗流如注，他们都不会开窗透风。如果不巧遇上大塞车，他们在车头里憋上几个钟点，浑身上下如同洗澡一般，只能够靠随身携带的一壶冷开水解渴，还不可以下车“方便”。他们天天从许多香港人身旁驶过，有谁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今年六月，也就是香港回归四周年的时候，北京《中国作家》杂志刊载了两位军队作家的长篇报道《往来香港的军车》，对这支驻港部队的内情作了罕见的披露，却不见有香港媒体转载或介绍。香港报刊这些日子最感兴趣的是富豪争产或者明星互斗，早就不再派出“狗仔队”去监视驻港部队的动静，甚至常常忘了他们的存在。报纸上面偶尔有点关于驻军的报道，除了兵营向香港民众开放参观，多数是军车发生交通事故。前几天一辆驻军的吉普车驶出石岗军营时，在荃锦公路与一辆电单车相撞，虽然无人受伤，但按照驻军的规矩，驾驶吉普车的军人有可能被调回内地，从此与香港拜拜。去年年初，一位开货柜车的老兵在香港某条道路干线上面超速行驶，香港警方给驻军寄去一张罚单，上级立即收回他的“往来香港特别通行证”，停止开车半年。这群特殊的货柜车“司机大佬”平均年龄要比香港同行小许多，开车的本事却不小。有一位班长参加驻军军事技术大比武，表演的绝技是把几十吨重的大型货柜车原地不动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掉头。他凭着感觉和经验，先找准车子的重心点，以最快速度把下面的地面打平，再用一个千斤顶把整架车子举起来，一个人就能够推着货柜车掉转头来。在每天的实际行驶中，这种绝技很少派得上用场。而从皇岗口岸开五十公里到赤柱军营再开回来，在港岛南面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上盘旋，不断与本地的货柜车、双层大巴士擦肩而遇同样很不容易。他们的看家功夫是不管车速多少，一脚刹车踩下去，货柜车停下时保险杠正好距离前面物体十公分，不多也不少。几年开下来，最叫他们心里甜滋滋的，是香港的司机同行隔着车窗向他们举起大拇指，衷心佩服他们的车技。他们进入香港道路之后，最害怕的事情除了出交通事故，就数开错路。因为每次出发，上级给他们的港币就是沿途要交纳的过桥费、隧道费，一仙一毫（编者注：“仙”与“毫”是港币的单位，相当于人民币的“分”与“角”）都不多。如果走错了路，不得不多过一次桥、多过一次隧道，也许就会因交不出钱而遭扣押，更不用说出事罚款了。以前英国人的军车享有“隧道内执勤免费通行”的特权，现在解放军则放弃了。一九九七年驻军部队刚进入香港时，有位班长开车从添马舰驻军总部去九龙油麻地枪会山营地，走错了隧道，又急又紧张，几乎在车上哭了出来。所以，不出一丝一毫差错，就是对他们的最基本要求。如此严格的纪律和训练，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香港无法“洁身自保”

2006年8月

香港人很看重香港与广东之间的那条边界，把它当作“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标志，也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现在他们终于懂得了，这条边界可以限制人员、车辆往来，却无法限制空气中的污染物从珠江三角洲向香港扩散。特首曾荫权月初到广东出席第九次“粤港联席会议”，商讨两地环保合作，如何共同对付空气污染，就代表了香港人的最新觉悟。这几年来，香港的空气越来越差，据说二氧化硫的含量比一九九七年增加了约一半。尤其是秋冬时分，只要刮一点北风，或者无风的日子，维多利亚港就会被罩入白茫茫又略带黄色的大雾之中，气象部门也一定会劝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最好不要出街。谈起这件事情，香港人只觉得无可奈何，又都把空气严重污染的责任，归诸北方珠三角的发展破坏了环境。日前曾特首在广州考察企业环保设施时，有位香港记者居然会问他：广东的环保意识远远不如香港，双方有什么可以合作？”珠三角的环境污染确实比香港严重，但当前广东省治理污染的决心也比香港大，实际措施也比香港有力。曾荫权这次就发现，东莞的沙角电厂（广东最大）正为多个燃煤机组安装脱硫装置，每年将减少排放近四万公吨的二氧化硫。而香港的两家电力公司为此事还在同政府扯皮，已经拖了九年，至今没有眉目，电厂的机组每天都在污染香港的空气，这应该怪谁？而且，即使珠三角那里的污染的罪责，很大一部分也要由香港人承担。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香港经济转型，主要就是把加工企业搬到珠三角地区，包括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厂。这些年来，香港投资者获得了巨额利润，却不需要为环境破坏支付必要的成本。没想到现在自作自受，让香港人每天都要呼吸来自珠三角的废气，饮用越来越不纯净的珠江水。今年以来，广东省收紧环保标准，数以千计的港资企业很可能要关门大吉，或者被迫迁移到内陆省份。香港政府如果真心要同广东省合作治理珠三角的污染，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那里的港资企业做好环保，包括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优惠。香港即使少建一条地铁，或者晚几年修建，也应该先把这件大事做好。至于珠三角空气污染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即汽车废气排放，虽然同香港没有直接的关联，还是需要香港方面的合作和帮助。目前深圳已有百万辆汽车，几为香港的两倍，广州则为香港的三倍。香港对汽车废气的控制比广东好得多，但如果不能让广东的汽车同样减少废气，香港就无法“洁身自保”。所以，香港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经验，并提供一定的资源，帮助广东建立起同香港一样的汽车废气排放标准，并且严格执行。一旦做到，还可能把影响扩展到整个中国，因为外省的车子开到广东也应该照此办理，否则有关措施就无意义。曾荫权同广东方面商定，要在二○一○年之前把珠三角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一半。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香港首先要明白，香港已经不可能划界自保，治理整个珠三角的环境污染已成为香港本身的一件大事，越早达到这个目标对香港自己越好。

香港新年好戒烟

2007年1月

刚刚过去的二○○六年，可能是香港近十年来最平稳的日子，政情无大的起伏，经济状况比年初的预料还要好。民调中对这一年感到不满意的民众已降到百分之十二，与前几年的怨气冲天已大不一样。谈起新的一年，居然一半以上受访者把“改善工作与个人生活”、多做运动”和“多与家人共聚天伦”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莫非香港人已不再是工作狂或者已经赚够了？尤其是恒生指数破了两万大关（一九九三年首次“上万”），香港没有几个人不炒股，于是到年底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荷包发胀，也就敢于大把大把地花钱。电视新闻中有一位股民笑口大开：今年不管买什么（股票）都赚！”赚了钱后他就同家人去日本北海道过圣诞节，每人万把港元，当然旅行社也趁机大幅加价。不过，新年到来之时也有人愁眉苦脸，笔者的凤凰卫视同事梁文道就是其一，因为有二十多年抽烟历史的梁兄，新的一年就要面临更加严酷的香港禁烟环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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