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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民生和经济发展。董建华的报告抓住了这些重点，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而他在报告中表示要帮助数十万个家庭购买住宅并为首次买楼的人士提供六十万港元（约合八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也成为多数香港报章的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回归后的香港面对着一大堆难题，有远虑也有近忧。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因为过去十多年香港“夕阳政府”既无心又无力去解决经济转型带来的新课题，英国人“借来的时间”已近尽头，借来的土地”就要归还，中英政争更使一切事务都高度政治化，许多关系到香港人切身利益的民生、教育、劳工、就业、老人、住宅、新移民、环境等问题，跨越九七的基本建设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方向，都被冻结起来留待特区新政府去伤脑筋。而今，董建华和他的政府要着手解决这一大堆事情，就须在远虑和近忧之间寻找一条合理的、符合最大多数香港人利益的途径。他可以把政府的储备慷慨地用于改善民生，以获取受益者今天的掌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力图把香港社会的注意力引向未来的新纪元，把提高香港竞争力作为求取社会发展繁荣及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更加需要“跳出过去思维方式”，以新的时空观规划未来，充分发挥香港的潜在优势。如果中国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东半球最强大的国家，香港就应该成为东半球最繁荣、发达的国际大都会。香港人若只是着眼于“近忧”，那就有可能如董建华所说，变得“被动守成而安逸平庸”，把握不了国家振兴与世界发展潮流带来的机遇。与亚洲其他三小龙相比，香港在经济转型方面起步迟了许多。但回归后的香港，却有着许多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除了运行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法治体系，除了已经奠定的国际金融、货币、航运中心地位，除了雄厚的财政储备，香港更有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的独特背景作支持。当“借来的土地”已成为自己的土地，借来的时间”只不过是英国统治的“大限”，香港完全应该凭借自己的强势，利用香港与中国内地融合而产生的新能量，做出他人想做而做不成的大事业。董建华的首份施政报告达到了这种要求，实而不华，并一扫保守、自卑的心态。在具体决策方面，董建华把推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特别是交通运输项目，作为带动香港再起飞的龙头。以香港的财力，要完成这些工程并不难，只是以前耽误了时机。交通的脉络畅通了，被视为香港最稀缺资源的土地，也就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住宅等民生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另外，特区政府将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中小企业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包括设立“第二股票市场（创业板）”和加强推广资讯科技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董建华把开发人才资源、改善港人素质作为提升香港竞争力的关键，把进一步加强中西文化交融作为提升二十一世纪香港的国际地位的一大优势，达到英治时期不可能有的最大格局和最高目标，令世人看到“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确有能力做出过去无法想象的成就。有人担心，董建华为香港提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全面规划，会不会同英国人的“积极的不干预”施政原则背道而驰。但英国人治理香港以“积极不干预”为标榜，首先因为香港乃是它的遥远殖民地；而且，到后来所谓“不干预”变成了无所事事和不负担责任的借口，董建华和特区政府当然不可能继承这样的施政方法。既然香港人在英国管治时不可能做成大事，就应该比英国人更有眼光和智慧，扬弃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殖民统治的一切遗产，从而创造新香港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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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浙商”，不见“港商”

2005年10月

前不久到中越边界广西一侧的东兴市采访边境贸易，发现在这个人口刚过十万的小“市”里面，居然有一万三千个浙江商人在做生意。因为来自香港，当然要问地方官员：　“这儿有没有香港商人？”很少见到。”回答颇令人失望。街头有几家店铺，牌子表明它们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也许其中也有香港资本的公司，但远远比不上浙江商家的气势。浙江省的两大小商品市场，都已经在东兴建立了分市场。绍兴商家聚集的纺织品市场形成了“一条街”，前后投资三亿多，共一千余人，来得早的已有七八年，甚至在东兴结婚生子，买地建起住宅楼。投资一亿元刚建好的义乌小商品贸易城里面，来自台州的商人最为活跃。他们一面把浙江出产的日用品销往越南，一面又把整整一层楼面变成越南红木家具批发中心，吸引了一批越南商人前来设摊位。我问贸易城老板“这么大的投资是否收得回来”，他说：　“不急，先考虑把生意做大，回收投资是以后的事情。”这许多的浙江商人到小小的东兴，可见这里大有商机，但为什么不见港商呢？十月十九日，广西首府南宁就要举办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摊位比去年第一届增加一千个，主办方告诉我，已报名参加的香港公司约五十家，多于去年；但在全部两千多个摊位中，五十来家香港公司只是一小块，一定比不过浙江商人。以距离而言，香港与广西及东盟的关系要比浙江近得多。如今，“九加二”泛珠三角经济区已经成形，香港也是其中一员（还往往摆出“龙头老大”的姿态）；未来五年，中国与东盟又要建立“十加一”自由贸易区。这两个总数都为十一的概念叠加起来，其中蕴藏着的机会可谓无穷无尽，浙江人已经抓到手中，香港人怎会看不到？广西的官员说，最近确有一些港商前来考察投资环境，但主要是因为珠三角缺劳动力，缺电，生产成本上升，而不是着眼未来的广阔前景。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香港人是外来投资者的先驱，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连带着，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港式文化，都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但现在不同了，香港人在内地已失去了往日的进取势头，市场经济先驱者的地位已经让给了浙江人；除了珠三角地区，香港投资者在中国东部几个大城市，主要只是经营房地产和商场；在台湾商人迅速扩张的IT产业面前，港商已是大为逊色，更不必同美、欧、日的跨国集团相比了。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八年多，香港与母体的连接越来越紧密，然而，香港人在中国内地发展中的作用却越来越小，越来越边缘化，这正是危机之所在。当然，香港这块地方不会有大问题，尤其因为它得到中国内地经济起飞的有力支持；以香港为窗口同中国往来的四方商家和专业人士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着眼的是中国内地庞大空间。有问题的只是香港人，特别是那些香港生、香港长、只懂在香港一地生存的中年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实际上，危机早已来临。

中国“入世”改变香港“中介”地位

1999年11月

中国有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是影响香港未来许多年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就像二十年前邓小平决定对外打开中国的门窗那样。中美谈判达成协议，特区首长董建华和商界名人李嘉诚都连声叫好，香港股票市场恒生指数连日飞升，重新突破一万五千点水平，表明内外大小投资者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市场前景也一致看好。一个月来香港确实好消息不断，股价指数差不多增加了四分之一，住宅市场的交易也明显转热。最近几天新楼发售处时时出现人潮，到大型私人住宅区看楼的人数增加了二三成，有些打算出售豪宅的业主听到中美达成协议的消息后，立即提高售价。这些天，香港人的账面资产重又厚实起来，民众的信心也随之回升，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各项信心指标的数字比月前普遍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多。经历两年多的心理低潮，香港市面上现在总算可以感觉到一点乐观的气氛，相信今年圣诞节和明年农历新年的消费会比去年好转许多。

但香港人在为中国“入世”叫好的同时，媒体上也出现不少为香港前途担忧的声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香港还能不能继续发挥目前的“中介”作用，香港企业还有没有竞争优势，香港日后会不会被上海取代？说得更加明白一点，香港经济会不会因为中国“入世”而衰落下去？这个问题不容易讲清楚，首先因为所谓的“中介”作用可以有不同的含义。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香港就成为中国内地与国际社会经贸往来的主要“中介”桥梁。过去五十年间，香港人能够靠这样的“中介”地位赚大钱，无非因为中国内地长期不开放，后来也只是半开放，直到今天仍然有制度的差异。香港人很清楚，中国内地自我封闭的时间越是长久，他们的这种“独门生意”就越有机会做下去。现在中国快要“入世”了，香港原来的不少“中介”行业也就应该考虑收档了，比如走私。中国现行的税率虽然比较高，实际税收却远远少于规定的水平，主要因为走私活动极为严重。今年中国政府加紧打击走私，官方统计中的进口额就大幅度上升，但进口货品未必真正增加，无非是部分原来走私进口的东西改走合法渠道罢了。据中国海关部门高层人士透露，走私客主要以香港为基地，现在每年仅走私十万辆汽车就使中国内地损失五十亿元人民币的关税收入，移动电话也是五十个亿，“洋”水果六十个亿，电脑四十个亿，总共几百个亿（以前最热门的走私货品还有家用电器、洋烟，等等）。由此推算，香港走私客每年从中至少可以获得数以百亿计的黑色收入，而且还不计入香港的官方统计。可以预料，等到中国内地“入世”之后，关税税率将全面下调，市场也将全面开放，香港的走私行业必然随之而式微，香港人的实际“国民收入”可能要减少一两个百分点。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以此类推，所有主要依靠中国内地市场封闭而赚钱的“中介”行业，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过不了几年就要“收档”。中国内地“入世”之后，原先从事“中介”活动的许多香港人，还可能发生另一种变化。以笔者的一位朋友为例。他早先为一家外资大公司打工，负责开拓中国内地的化工原料市场。几年前他自立门户，仍然是向内地转销化工原料。现在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经在内地好几个地方开设分公司，货品也直接运到内地的港口报关卸货，还在内地投资设厂和经营房地产。渐渐的，他每个月呆在内地的日子越来越多，回到香港的日子越来越少，香港公司的规模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对他已经有点无足轻重了。今后，像他那样的香港商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港商”和“中商”的区分会越来越模糊，香港原来的某些“中介”作用则会相应缩小；他们在内地的业务可能进一步扩展，但香港经济未必能够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甚至可能受到影响。就像八十年代香港制造业相继北移那样，明年中国内地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香港其他一些行业（如金融服务业、律师业、会计业，等等）也可能把更多的业务搬到内地去做，有本事北上的香港人会找到许许多多新的发展空间，无法适应这一变局的人就可能被淘汰。中国“入世”之后，香港仍然可以发挥它的“中介”作用，只是“中介”的涵义必须作很大的改变。如果说，香港过去主要是靠内地封闭和半封闭而成为“中介”，今后就应该转而利用内地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香港未来的优势，仍然在于它的国际化，在于健全的法制和司法体系，在于高度自由化的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在于香港人长期积累的经商经验，在于他们沟通中外的能力。香港仍然是其他地方的投资者进入中国内地的最佳桥梁，香港人也是他们进入内地市场的最佳合作伙伴。渣打银行总经济师郭国全就相信，不用多久，很多海外公司就会考虑未来几年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部署。以银行业为例，很多外资银行很快就要开始计划和部署五年后如何发展中国内地的零售业务，要找专人评估内地市场的潜力，要怎样发展，要在哪里发展，作出策略性考虑，很仔细、很小心地去研究。而在这方面最熟悉的，就是香港银行、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但香港人还必须努力保持既有的优势，提升竞争能力，否则未必能够牢牢抓住这一历史的机遇，继续分享中国对外开放提供的利益。外国投资者今天乐意同香港人合作，主要因为自己对内地市场环境不那么熟悉，同中国内地各方面打交道经验不足，缺乏真正了解内地的专业人才。香港人在这些方面确有优势，但并不是永远不会被其他人替代的。正如香港学者刘佩琼所说，港商对中国内地的了解也仅流于表面，随着内地市场与国际“接轨”，港商过去倚仗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将逐渐减弱。香港海关最近组团到上海交流，也发现上海海关在电脑运用、培训课程、与世界各地海关紧密联络等方面，都比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团员十分惊讶，大跌眼镜。最令人担心的，是过去十几年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香港人，明显缺乏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他们实际上是当代香港社会主流价值观（急功近利，鄙视内地又不愿了解内地）的受害者。就语言能力而言，香港教育界至今仍然把学习普通话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仍然把广东话当作“母语”而不是方言，弄得学生写不出像样一点的中文，日后如何同中国内地、台湾和新加坡的专业人才竞争？未来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可悲的局面：　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但享受最丰美果实的未必是在此地长大的香港人，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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