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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第1页）

入春以来，对于是否发兵进剿梁山泊的问题，大臣已在崇政殿上当着徽宗赵佶的面争论过数次。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大宋疆土上此起彼伏地涌现出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负责搜集运送花石纲的奸佞朱面力恃势强夺，刮民入骨，早已引起了东南数路地方的骚动。京东河北等地，因税赋沉重、民不堪负，亦致天怒人怨，群盗蜂起。而梁山泊义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袭扰，对官府的打击则更甚于昔。

这与卢俊义的加入山寨有着很大的关系。

卢俊义经营偌大的卢府多年，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深知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乃是成就一切事业之本，自然也是扩大军事力量、维持武装割据的根本所在。因此卢俊义上山后，一方面积极利用过去的贸易关系为山寨开辟商业渠道，一方面向宋江建议，要经常组织以夺取粮饷为目的的小型快速的军事行动。他的这个建议很得军师吴用的赞同。于是数月来梁山泊便多次派出以林冲、关胜、花荣等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骁将为首的精干部队，出击济、兖、青、郓等远近州县。

出击部队均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奇袭战法，出其不意地突进城区后，就直奔已经侦察锁定的富宅大户。那些富宅大户里既有骄奢淫逸的贪官污吏，亦有勤恳发家的商贾良民。义军却是不耐烦区分其中的不同，也没制定出什么区别对待的政策，凡经锁定的大户，必被义军一掠而空。其家中人等，无论男女老幼、主仆尊卑，多数皆难免做了刀下之鬼。

义军掠得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粮草马匹及其他各色军需物资后，一般即迅速装车撤离。遇有官军追赶堵截，山寨自有人马阻击接应。接应部队也尽量避免与官军纠缠，争取曲折迂回地将其引开甩掉便算了事。当然若是看准了机会，在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也会趁势狠狠地咬上一口，歼灭一股官军的小部队。有时义军则会制造一种全力攻城陷府的假象，将官军唬个屁滚尿流，义军却伺机安然脱身。

梁山泊周围的官军皆非朝廷禁军主力，其装备和人员的战斗力都有限。他们也深知梁山泊人马的厉害，一旦接近义军势力范围，便知难而退，不敢挥兵轻进其腹地作战。因之几个月下来，梁山泊的出击连连得手，山寨财源大进，声势大壮，总头领宋江的心情亦大悦。他认为那卢俊义确有经纬之才，没有白救其上山也。

那些州府县衙门里的大小官吏就日夜惶恐不安，如丧考妣，惧恨交加，如坐针毡。遭了劫的悲愤填膺，暂时没遭劫的也心惊肉跳。请求朝廷速速采取措施除暴安良的奏折，一时间如雪片般由各衙门纷纷驰送汴京。

徽宗赵佶起初并未拿草寇造反当回事，以为不过癣疥之疾也。及至告急的奏折接得多了，才渐渐重视起来。遂将此事当作一个专门问题，拿到朝堂上来让臣属们计议。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朝臣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班较为清廉的大臣，如宿元景、郑居中以及李纲等，认为当前各地出现的骚乱，皆是贪官污吏横行、税赋徭捐过重所致。乱民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朝廷能够削捐减税，薄赋轻徭，惩贪治污，整饬纲纪，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已。就连声势浩大的梁山泊贼伙，矛头所向亦只是贪官，而没有针对朝廷和皇上。这就说明他们的本意并不是真正要谋反，要夺取我大宋江山，而实是出于其生存状况之不得已也。

对于这样的一些乱民，如果采用强硬的镇压手段，会逼得他们不得不铁下心来与朝廷作对，那么叛乱之势将愈演愈烈，后患莫大焉。因之，现今朝廷宜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出台一些养息民生的举措，同时严加肃贪。一方面派员去招抚各路起事者，首先是梁山泊贼伙。允诺其若改邪归正，则既往不咎，而确有才能者，仍可为朝廷任用。施其以恩德而晓其以大义。彼等多数并非生就的虎狼之辈，自会明白利害所在，归而顺之。如此做来，岂不是事半功倍、冰消雪融而天下定乎？

这种见解看似温和软弱，实则相当高明。施小惠而免大患，对统治者稳定社稷、巩固政权极为有利。民间的敌对力量一旦利诱化解之，短时期内再重新聚集起来就绝非易事。而臣服于朝廷的敌对力量，会被朝廷玩弄于股掌间，终将会被铲除掉。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为安邦驭民之上策也。可惜以赵佶昏庸的政治头脑，根本看不出其中的妙处。

以蔡京、童贯、高俅等为首的另一班大臣，则坚决主张对各地的乱民予以毫不手软的武装镇压。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对那些乱民恨之入骨，而且知道那些乱民对他们也恨之入骨。蔡京之辈的所作所为他们自己心里清楚，陷害过多少人，逼死过多少人，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在梁山泊的义军里，就有着他们不少的仇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宗旨明摆着就是针对着他们来的。他们对梁山泊义军的这个宗旨深恶痛绝，是可忍孰不可忍。倘那些叛乱者得到了朝廷的赦免，甚至还要与之同朝为官，对他们来说，那才真正是后患无穷。

另外，他们也没把起事的乱民放在眼里。即便是横行河朔、飙卷山东的梁山泊人马，在他们看来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与地方上的士兵弓手周旋一下尚可，根本不是朝廷禁军的对手。

那些逆种愈闹愈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是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下了。于是蔡京等奏道，臣等以为，对各地叛逆主抚者，实乃妇人之心、迂腐之见也。那些乱民贼子从根本上说就是冥顽之徒，不懂礼仪，不习教化，只知道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对其行抚无异于向其示弱，结果是令其更加小觑朝廷威严，更加助长他们的猖獗气焰。且易使刁民以他们为榜样，动辄聚众闹事要挟朝廷。此风蔓延开去，法将不法，国将不国！所以招抚之策实为下下策，有百弊而无一利也。

当今之计，依臣等之见宜采取果断手段，奋天子之神威，挥朝廷之铁拳，对那些害群之马坚决地予以弹压之，剿灭之。应当让所有的心怀不轨者，看到叛逆者的可耻下场，从而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常言道，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治国如驯马，对付桀骜不驯的野性烈马，必须施以铁腕制驭之。唯其如此，方可保社稷安定，海内升平，百姓乐业，而圣驾无忧矣。

主战派与主抚派反复争论了数次，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赵佶听来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终因主战一方的大臣更得赵佶的信任，赵佶在心里便不由自主地倾向了主战派。他垂问道，若欲行剿，当先向何处用兵？蔡京奏道，本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宜首先进剿梁山泊。梁山泊既灭，其他小股贼寇即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溃。

赵佶又问，进剿梁山泊的取胜把握如何？童贯出班奏道，只要朝廷鼎力支持，调集禁军的精锐之师去进行围剿，必将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赵佶见主战派说得底气十足，在心中忖道，这种胜券在握的仗为什么不去打？先灭掉山野蟊贼免去后顾之忧，不是更有利于全力以赴地去联金击辽吗？遂拍案而定，下旨即刻调集各路禁军组成围剿部队。围剿部队的帅印，就交给了主战派的中坚分子童贯。

童贯原本是个宦官，因为心机活络，极善谄媚之道，颇得赵佶欢心。崇宁三年，他被委以监军之职，与大将王厚率二十万大军西征河湟吐蕃。那次战役打得十分艰苦，宋军耗资损兵无数，但最终总算是彻底击败了吐蕃政权，开拓了湟、廓、西宁等州三千余里的疆域，堪称是战果赫赫、战功辉煌了。童贯倚仗自己觐见皇上的便利条件，不仅报喜不报忧，只向赵佶奏报出奇制胜的大捷而绝口不提损兵折将的惨败，而且巧舌如簧地将绝大多数战功都据为己有，大肆吹嘘渲染皆因有了他童某人的运筹帷幄，才有了大宋征师的决胜千里。后来童贯又奉旨征讨西夏，亦是如法炮制，贪功邀赏。

赵佶对军事一窍不通，焉能听得出童贯的奏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只是眼见得大军得胜而归，大宋扩张了版图是确凿无疑的。于是赵佶便认为童贯是一个军事奇才，堪为大用，竟以其阉宦身份正式封其为武康军节度使，加检校司空，知枢密院事，并开府仪同三司。其地位，大约就是相当于现今的国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了。

却说童贯见赵佶将征剿梁山泊的帅印交付于己，知是皇上倚重之意，胸中踌躇满志，就雄心勃勃地意欲再建一番奇功，让满朝文武睁开狗眼好生看看他的能耐。

接旨回府后，童贯即着手筹划出征之事。

说起来这阉竖尚有几分自知之明，尽管在皇上面前他做出了一副满腹韬略、用兵如神的样子，私下却并不真正认为自己是孙武重生、诸葛再世。在西征吐蕃、西夏的战役中他吃的败仗并不少，那些战役之所以最终能够取胜，童贯在内心里承认，最根本的不在于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多么高明出色，而主要是因为在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对比上，宋军占了绝对的优势。不过，他由此总结出了以强凌弱、以众击寡乃是克敌制胜之法宝这个非常简单的经验，也还算是个并非盲目自大之徒。

敢在赵佶驾前夸下海口，他心里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为准备联金击辽，日前他已将陕西及两河的主力部队做了调动，其中一部分精锐禁军现正集结于京师附近待命。目下与金国的协议尚未最后达成，攻辽战事暂缓，正好先使用这批部队去征剿梁山泊。这批部队皆是富有实战经验的正规野战军，加上原本就驻扎在京畿一带的禁军，总兵力估计应在梁山泊义军的十倍以上。那梁山泊反贼再英雄好汉，再三头六臂，能抵得上湟州不毛之地那牛头马面、茹毛饮血的羌族生蕃厉害吗？我童贯能挥兵平定西土异邦三千里，荡平区区八百里内地梁山泊又有何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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