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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金军北撤，汴京解严，京城四壁守御使的使命到此完成。靖康元年二月十四日赵桓颁旨，李纲改任知枢密院事。

枢密院乃宋代总理国家军务之最高机构，位于阙门西南，与全国行政最高机构中书门下相对应，并称“东西二府”。举凡军机、兵防、边备、戎马之属，全国的禁军厢兵，乃至皇宫里的侍卫班直等武装力量，俱在其管辖权限之内。知枢密院事又称枢密使，品级为从一品。这个官职，处于与宰相对掌文武大政的地位，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而其任职者的资历须与宰相相近，由此可见该位权柄之重。

同日，吴敏迁少宰。隔数日，中丞许翰迁同知枢密院事，何栗迁右丞御史。这几个人都是与李纲关系不错的。太宰一职并未落到张邦昌头上，而是擢拔了一个各派人物都对其非议较少的大臣徐处仁。朝廷中与李纲政见不合者，除了已被罢黜出京的李邦彦、蔡懋，又有王孝迪、李棁等大臣相继落职。

如此一番人事变动，自然使李纲的行情见涨。趋炎附势乃官场常态，位高轿夫众，权重马屁多。如果李纲有意结帮拉派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广交善缘的很好机会。然而李纲生性不善此道，脑子里根本没这意识。对于曲意附比者，他一笑置之；对于求官谋职者，亦从不徇情许诺。这就不免时常开罪于人，在不知不觉中结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怨恨。张邦昌旁观此状暗自冷笑：你姓李的莫要牛皮哄哄得意得太早，如此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早晚有你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其实，李纲此时倒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

几天来，眼睁睁放走金东路军的深切遗憾，似一块浓重的阴云积郁其怀，始终不得释然。官迁知枢密院事，看上去位高权重，实际上却并不尽然。因为，依照宋制，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却无统兵之重。也就是说，他虽然有权调兵遣将，但实际上手里却无兵。统兵权是归所谓“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的。而这三衙之间亦互不统属，因此禁军没有最高统帅。遇有军事行动，将领们须分别听令于皇上本人。经过这么分权制约，无论是枢密使还是三衙中的任何一个都指挥使，其能够单独行使的职权，便被束缚得相当有限了。

此制始自太祖赵匡胤，其目的就是要将兵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里。它在立朝之初，对巩固新生政权，防止产生内乱，曾经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其弊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时间越久，其弊越重。多年来宋军屡次败绩沙场，军事指挥系统混乱、将帅无随机应变之权，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位居知枢密院事，若要以权谋私，空间可谓不小；但若欲决策军国大计，却远无自主之便。

这种相互掣肘的制度让李纲感到很不舒服，它不仅使他虽居其位而难尽其才，还往往会因政出多门而来回扯皮贻误大事。然而此制乃钢浇铁铸的镇国之宝，是赵宋王朝的祖传法典，纵有天大的弊病也说不得。你想动摇它，就是欲从皇上手中夺权。难道你想谋反不成？你有几个脑袋？李纲屡遭良策流产之痛，深知戴着镣铐跳舞之难，自然不会那从一品的乌纱一戴，便忘乎所以飘飘然乎。

况且，宦海沉浮不定，圣意反复无常，在过去的数月中，他对此感受很深。六月的天皇上的脸，知枢密院事这顶七梁乌纱他能戴多久，那是说不准的。既然如此，则升之何足喜，贬之何足悲？官场中人能持此心境者不多，这就是所谓荣辱不惊了。其实李纲也尚未真正修炼到那个境界，他之所以能以较为坦然的态度去面对潮涨潮落，不过是面对现实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而已。

不管现实中有多少桎梏，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该干的事还是得干，这一点李纲绝不含糊。有的人当官是为了发财，有的人当官则是为了成就功名。李纲的功名心是很强的，他的愿望，就是趁着手里有权，多做成一点事。能做多少算多少，总比一事无成强。所以在履行职责上，他是从不会消极应付的。

朝廷刚刚经过一场大劫，国计民生问题成堆，要想做事，那有的是事情需要做。由于战时是由他全面主政，战后的许多恢复整顿工作仍需他去参与完成，光这些事情就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不过他现在既然担任军事长官，其思考重点必然要落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外患未除的情况下，他认为军事工作理应成为重中之重。

军事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匮乏问题。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欲带出精兵劲旅，主将的人选是个关键。纵观汴京保卫战的全过程，李纲感到在禁军中智勇兼备可堪大任的将领为数不多。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指挥水平，亟须擢拔一批优秀将领。一个杰出的将才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现的，而一旦发现了，就不容错过。因此，当不少人托人说情希望他帮忙安排个一官半职，他一概不予理睬时，他却想主动为一个人安排一个适当的军职。这个人便是索天雄。

李纲与索天雄纯属萍水相逢，相识的时间只有两个来月，其间接触的次数屈指可数。以李纲日理万机之繁忙，应对人员之众多，对于一个与其仅有数面之交而且社会地位悬殊的平头百姓，一般来说应当不会留下什么特别印象。但是这个索天雄却不同。他不仅给李纲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那印象还很不寻常。

那种不寻常，并非出于索天雄的刻意为之，而是从他的言谈举止气质风骨中自然透露出来的。通过与索天雄打过的有限的几次交道，李纲明显地感到，这个人不仅豪爽仗义武艺超群，思维缜密行事稳健，胸有韬略胆识过人，而且还富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是属于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式的人物。以李纲的目光判断，此人恐不止是个将才，经过一定的历练，委其执掌一方帅印，估计亦可游刃有余。

草履布衣中竟会有这等奇才吗？这个评价是否过于夸张啦？那可未必。古时的韩信、孔明，出身皆微不足道，被不拘一格委以重任后，均大显身手创建了伟业。中华大地藏龙卧虎不计其数，只不过是多半无缘出山而不为人知罢了。目下国难未已，正是用人之际，京城解严后所有的市民武装俱已遣散，徒令这样一条蛟龙潜卧民间实在可惜，应当让他继续发挥才能为国效力才是。

当然，依照朝廷的授官制度，没有直接对一介平民委以军职的道理。但是乱世不可循常规，英雄何须论出身。这就需要动用一下手中的这点职权了。李纲思量他虽不直接掌兵，但在这事上说句话还是管用的。既然一些州府级别的官职都能用钱买到，我为朝廷选择良将，采用一点非常手段又有何不可。

主意打定，李纲便差甘云去请索天雄到西府来一叙。

按李纲的估计，他将此想法对索天雄一提，索天雄肯定会欣然诺之。因为，首先，索天雄显然是个深明民族大义之人，以往他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现在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当然应是求之不得。其次，李纲准备将他直接委任为禁军统制，统制属于中级军职，位在统领之上，可以独领一军，其俸禄也比较可观。而且此职距都统只有一步之遥，一俟立有军功，即可步入高级武将行列，前程可谓远大。可以说无论于公于私，此事对索天雄来说，都是件显而易见的好事。

然而让李纲意外的是，索天雄听他表明意思，稍作沉吟，很诚恳地谢过他的器重之后，即十分明朗地谢绝了这事。

索天雄据以推托的理由有二：其一，索某生性散漫，自在已久，难习军中戒律约束；其二，小女飞春自幼与索某相依为命，未曾须臾分离，不便留其独守家门。

这两条理由，尤其是后一条，听起来确实在理。但李纲总觉得这似乎都是索天雄的托词。因为据他观察，索天雄这人的习性并不散漫，相反地倒颇有令行禁止的军人气质，遵守军队戒律对他来说似乎不是问题。父女不忍离别倒是事实，但索飞春毕竟不是三岁的孩子，以她的处世能力看，并不至于离不得父亲膝下。如果索天雄立志为国建功，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他李纲也可以帮助解决。可是索天雄并没在这上面留什么商量的余地。

那么索天雄为何不愿进入禁军？是畏惧征战贪生怕死吗？否，索天雄在战场上一马当先的表现，李纲是亲眼见过的。要说他怕死，天底下就没有不怕死的汉子了。

不是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呢？索天雄不多说，李纲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很惋惜地表示：“既然索义士有难处，本官也就不强人所难了。”

索天雄相当过意不去地向李纲致以歉意，表示如蒙李大人不弃，今后他或许另有与之合作的机会。李纲当时随口应道：“但愿。”而事后回想，他才品味出，索天雄那话虽是说得谦和随意，实则口气不小。他说的不是“效力”而是“合作”。“合作”？一介平民有什么资格与朝廷的一品大员谈什么“合作”？李纲没有因此而动气，但这更使他觉得索天雄这个人难以捉摸。

谈话结束时，索天雄取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李纲。他说：“李大人为了百姓夙夜操劳，很少有时间照料自己，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飞春缝了两双袜子让我带给李大人，算是聊表寸心吧。”

李纲忙双手接过连声致谢。两双袜子不值什么，却是一种浓重情谊的体现，这里面，是包含着索天雄对李纲的由衷尊重的。李纲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已不知不觉地将索天雄当作了民心民意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听说这两双袜子是索飞春亲手缝制的，更使他感到温馨，而同时在心头亦不免升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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