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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李纲接到圣旨的时间比赵构要晚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奔赴湖南路途遥远，也是由于危国祥那一拨信使的行动并不顺利。

那一夜，信使们见金军的巡逻队已被佯装突围的宋军吸引过去，便趁机向外奔突穿插，却不料前面数里处，金军还有埋伏。在那拨信使里奉命去湖南传檄的是两个人，其一在混战中丧生。危国祥经过一番狂奔硬闯，总算夺路杀出，腿上却吃了很重的一刀。他借着夜幕遮掩沟坎蔽护躲过了金兵的搜索，却因伤势较重，而无法马上跋涉长途。

天明后，金兵挑着若干信使的首级向城墙上炫耀示威，宋廷乃知这次金蝉脱壳效果非所理想，只得又数次遣使突围。李纲接到的蜡丸，是后来一个假扮金兵越出敌阵的信使送到的，在时间上自是大为延迟。

在接到诏命之前，李纲也是颇为悠闲了一阵。既已不能参与朝政，再虑国策亦是徒劳，李纲索性便自我安慰，且将心怀放开，利用这段无官一身轻的时光，好好地休整一下。

李纲原籍福建邵武，自祖父辈迁居江苏无锡。为官不自由，李纲已有数年未得探亲之暇，现在正好回去看看。离京之后，他顺河南下，先去无锡看望了家眷亲友，宽慰他们道，宦海浮沉寻常事，卷土重来未可知，不必因此为他担心。然后他去邵武凭吊了先祖故庙，再由邵武而建昌，由临川如豫章，经过宜春萍乡等地，绕了一个大弯，方才西抵潭州。

南方的冬季，万木依然葱郁，景致甚为可观。李纲一路行来，逢山览山，遇水阅水，在诸如虎丘剑池、龟峰金溪、翠岩寺洪崖井、万寿宫望仙岩、九峰山岳麓寺等名胜处皆遗履痕，不啻是作了一次丰富多彩的南国游。

在苍柏翠竹古刹残碑的陶冶下，他的身心渐渐进入了一种恬然境界，似乎人世间的一切动乱纷争，已一概与他无所关联。尝有诗云：“轩冕岂足恋，田园诚可欢。村村自花柳，物物寄游观。旧事不复忆，吾生良易安。南窗审容膝，归去学鲵。”“处世若大梦，吾生感行休。何须缚轩冕？且复傲林丘。云木千岩秀，烟波万壑流。忘机齐物我，鱼鸟与君游。”是为其当时心境之写照。

到了潭州后，日子过得也还可以。

潭州位于洞庭湖以南，湘水东畔，旧称长沙郡，三国时期就很著名，如今是荆湖南路治所，说来亦是个大州。只是因其地理位置距历代京城都相对偏远，四周又水系众多，气候夏蒸冬潮，素有“卑湿”之名，所以自古贬窜罪臣，多有徙其地者。写过《离骚》的大名鼎鼎的楚臣屈原和写过《过秦论》的西汉名士贾谊，获罪后便是俱被流放至此。徽宗朝的老权相蔡京，在流放途中亦是客死潭州。因此对于落职官员来说，潭州不是个吉祥之地。但因潭州的地方官员一来敬佩李纲的忠义，二来也忖着李纲来日仍会腾达，皆对李纲礼遇有加，对其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十分妥善，这使得李纲来此之后的心情，仍然是比较恬适。

依例向州衙报过到，安顿了住处后，李纲便成了卧龙冈散淡的人。他每日里除了读读书会会客，也无他事。朝起闲庭信步，月夜临溪听松，棋敲灯花落，诗伴浊酒吟，倒真似置身于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中了。

可李纲毕竟不是陶渊明，这种闲云野鹤的日子一长，不免又生虚掷光阴之叹，他便寻思着还是得做点什么事才好。眼下他无职无权无政可谋，外界的消息又不通，对时事无可建论，但回顾一下以往的阴晴圆缺，总还是力所能及。过去的一年，云谲波诡教训良多，有必要把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如实录下，以为后鉴。

主意打定，思路厘清，他便开始动笔撰文。其文题名“靖康传信录”。此后的建炎二年末他又作了一篇“建炎进退总叙”。双文合璧，集以制诰诏命书疏表札，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两宋交替时期那段发人深省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翔实的文字资料。

李纲是惯写奏章疏表的人，虽其文采不属一流，述论功底还是相当硬的。记叙自身亲历之事，对他来说本也不难。唯因其事多与皇上有关，他既要秉实而录，又要避免谤上之嫌，下笔时便不得不谨慎斟酌，时常是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这便费神较大，写得很是辛苦。

这一日，李纲写得倦了，正好有荆湖南路招讨使岑良胜邀他去郊外散心，他便欣然而往。

这是一个好天，江面上风轻云淡，水波不兴。李纲与岑良胜先是泛舟湘水多时，而后弃舟登岸，迈上橘子洲头。正当他们极目岳麓遥襟甫畅，欲待赋诗联句大发怀古幽思之时，忽有衙差飞舟而来，请李大人速回衙门接旨。

李纲和岑良胜乍闻都吓了一跳，以为是朝廷再次降罪，要将李纲贬往更为荒蛮的州军了。及至风风火火地赶回州衙，他们方知，圣谕的内容是除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命其速起湖南兵马勤王。岑良胜当即笑逐颜开，向李纲打拱贺喜道：“岑某早知李大人乃栋梁之材，朝廷不忍久弃，否极泰来果然何其速也。”

李纲的心情却不似岑良胜那么松快爽朗。罢官不数月便被重新起用，说他一点不感到兴奋，那是假的。然而正由于此，国势之危可想而知。因此李纲的心头一时间是喜忧交集。

阅过蜡书，李纲急切地向信使询问了有关情况。得知康王赵构有幸脱身京外，且已被委为有权号令诸军的河北兵马大元帅，他的心里方觉踏实了一些。他不曾与赵构打过交道，但听说过这位年轻的康王出使金营时毫无惧色的不俗表现，对其想当然地留下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印象。宋军在两河的兵力部署李纲是了解的，他估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亲王统一指挥各部，就近提兵入卫，足堪与金军一拼。却不知赵构的行为与他的设想，其实是大相径庭。

事实是，在相州开了大元帅府后，赵构即在汪伯彦的建议下，移师金军已然过境的大名府，并紧急传檄河北各府、州、军守将率部向大名府集结。

各路兵马奉命会合于大名府者不下六万之众，其中带去兵将最多的，是河间知府兼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黄潜善的拍马奉承功夫不在汪伯彦之下，亦被赵构任命为副元帅。

得此重兵后，赵构只拨付五千与宗泽，命其率本部及这五千兵马统共约万把人西取开德增援汴京，而他本人则与汪伯彦、黄潜善等带领大队人马，以相机而动为名避往东南方向的东平。宗泽及陈淬、刘浩等将领提出异议，赵构的解释是，如此调度乃出于战略需要。而其战略为何物，只有天知道。

这个情况，远在潭州的李纲既无从得知，也意想不到。后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流传开去，李纲感到当时赵构的措置很成问题。更有人怀疑赵构从那时起便已萌生异志。但彼时赵构已经面南称孤，谁敢回头翻旧账，除非吃了豹子胆。

有赵构在河北为帅，虽说让李纲放心了不少，对朝廷赋予的使命，他却依然不敢怠慢。李纲在骨子里就不是个甘隐泉林孤芳自赏的桃源逸士，他的归去来兮之态，纯属无奈下的自慰，一朝权柄在握，壮志未酬誓不休的劲头便顿时恢复如初。他让州官辟置了办公场所，马上就铺开摊子，着手筹备勤王事宜。

但这事办起来却不顺手。地方官员们从上到下都推三阻四，态度漠然。

岑良胜这些日子与李纲处得关系较近，干脆便直率言之，说李大人不必将此事看得太认真，我们曾两次接到过勤王诏令，结果两次均是半途而废，落得个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这次恐怕也是那么回事。别看今日催得急，说不定明天就变卦。所以李大人只需做个样子足矣，免得到头来空忙一场。

面对朝廷朝令夕改种下的恶果，李纲只得耐心化解，对众官员承认，前者朝廷确有自相矛盾处，对他们怀有怨气表示理解。但同时亦严肃指出，大家绝不可因噎废食，这回的情况非同以往。如果不是万分危急，朝廷断不会这么快便召我李纲回京。事关社稷存亡，不容作壁上观。如果误了大事，谁也吃罪不起。

经过他软硬兼施地反复说服，荆湖南路帅、漕、宪、仓四大监司以及潭州衙门的各级官员才逐步被动员起来，开始有所动作。但这也主要是为了给李纲一个面子，或者说是不愿与李纲把关系搞僵，所谓抗敌救国的热忱和责任感是谈不上的。

李纲本想力争在一个月内完成起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现实状况却远远难以如其所愿。宋朝的军队，风平浪静时看上去，似乎是个威风凛凛的庞然大物，一动真格的，马上便暴露出千疮百孔，颇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浑身上下全是毛病。

首先是兵员问题。宋朝实行募兵制，所募之兵轻易不脱离行伍，业已老弱病残尚在军中充数者颇众。一支千人之旅里，真正可上阵拼杀的兵勇能有五百就算不错。

其次是马匹问题。对付纵横驰骋于北方平川的敌寇，没有强大的骑兵，很难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中国盛产骏马之地，一在蓟北，一在河套，内地养马不易，南方温湿地带养马成本更高。而宋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鼓励养马的政策。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曾想出过一个民间保马法，却因施行起来弊端太多，最终变成了个馊主意。所以每逢战时，战骑告缺便不可避免。

兵器问题也很大。宋朝的冶炼技术和兵器制作水平，原是领先于世的，但因腐败之风甚嚣尘上，各行各业都在作假，兵器行业亦概莫能外。制作司的监造官员只要是得了好处，便装聋作哑一切不问。将士们手里的家什，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赝品，刀刃一砍即崩、箭镞不出百步之例比比皆是。持着这等武器上阵，纯粹是去送死。

还有粮草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带甲十万，日费千金，这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宋朝不似唐朝那样准许州郡自储钱粮物资，而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地方上所有的财物所得，必须全部转运朝廷。设在各路的漕使，又称转运使，便是专门监管这件勾当的。这样一来，京师自然是富甲天下了，但地方上一旦有需求，急切间却无可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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