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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第1页）

宗泽一身戎装，立马大河涛声堤上，极目眺望绚丽秋色。但见夕阳晚照中，落霞辉映下，深秋时节的汴河两岸，遍野流丹，层林尽染，万紫千红，分外壮观。

这是刚刚参加过临风寨抗金联军誓师大会的宗泽，在亲兵队簇拥下回城的途中，再次经过这一处气势雄浑的汴京名胜。

此时已是九月中旬，距中秋之夜平叛，转眼又过了月余。

在宗泽的感觉上，这月余时光是既短且长。说它短，确实短，三十来天，不知不觉，去也匆匆。说它长，也很长，因为在这一个来月中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刻里，宗泽都过得异常饱满，当然办公效率也高得惊人。

平叛之后的重中之重，是对各路义军的整编。

京东魁首王子善归顺宗泽，对其他义军的带动作用非常大。平叛消息传出的数日内，分布于京畿一带的大多数杆子，即纷纷表示了愿归东京留守司节制之意。其中诸如杨进、李贵、杨再兴、王大郎、丁进、李成、张用、董彦正、孔彦舟、曹成等部，皆属兵员众多实力雄厚之伍。

这种千军万众自拔来归的局面令人振奋，而相应之务却也头绪繁多。虽有闾勍负责接待，但许多义军首领皆希与宗泽面谈。出于对这些江湖豪杰的尊重，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宗泽对此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哪怕是只能抽出片暇，也要见缝插针地接见。仅此一项事宜，便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

平叛的善后工作也很吃重。其中主要的一项，是对参与叛乱行动人员的处置。这件事虽有有司负责，但需要宗泽亲自过问之处也不少。

参与叛乱者的情况分两种，一种是受人摆布的普通民众；另一种是逆党的骨干成员。宗泽的政策是，对于前者，既往不咎，晓以大义，欢迎参加抗金队伍。对于后者，则要依法量刑，恩威并施，可宽赦的适当宽赦，该镇压者坚决镇压。

为了争取那些误入歧途的民众，特别是老佛崖的广大弟兄，宗泽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招安效果。对于逆党骨干成员的审判，宗泽更是每场必到，对每个案犯的最后判决进行了认真推敲。这个工作量，也是相当大。

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宗泽对虽涉大逆之罪，但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侯云甫、简师元、范光宪等人，不仅免其一死，还都予以留用。这一功过分明的做法，对增强人们对官府的信任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上述人员的归宿，在此顺便做个交代。侯云甫出于种种顾虑，月余后便主动辞职，携眷隐居他乡。范光宪所在的部队在某次战斗中被金军打散，范光宪从此下落不明。有人说他降了金，但是未见确证。简师元后来战死抗金沙场，身后被追授为定远将军。

此间还有一桩大事，亦是旁人不能为宗泽代劳的，那就是商定信王赵榛的去向。

当前朝廷龟缩在应天府，进退无措，实质上是打算继续南迁。这对于形成举国抗金之势，已经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作为皇室宗亲的赵榛，此时若能留在中原，其意义便相当明显。所以，宗泽对赵榛的去向十分关注，非常希望这位青年亲王能以国事为重，做出正确选择。

但是这事不能勉强，必须是赵榛心甘情愿。而赵榛此番来京，也正是为了商谈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宗泽专门抽出大块时间，与赵榛进行了数次密谈。

在密谈中，宗泽既恳切地表明了自己的愿望，也客观地分析了赵榛做出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赵榛不是个无胆无识之辈，这一点从他能够机智果敢地只身脱险一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他果然没有辜负宗泽的期许，在充分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后，他最终做出的抉择，是留驻中原，竖旗抗金。

但他选定的立足之地，不是汴京，而是五马山。这也正合宗泽之意。个中缘由，除了考虑到赵榛在五马山聚集武装，可与汴京形成呼应之势外，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来，可减轻赵构对赵榛拥兵在外的猜忌。

这件事情商定后，宗泽和赵榛心里都踏实下来。赵榛决定尽快返回五马山，公开亮出旗号。宗泽特派一支精兵将赵榛护送至赞皇境内，并向五马山义军赞助了一笔可观的军费。

按照与宗泽的约定，赵榛回到五马山后，一方面公开发布了告两河同胞书；另一方面向赵构上书奏明了自己的目前状况，并阐述了自己留在中原组织抗金运动的决心和理由。

赵构得知赵榛居然已在五马山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心里很不自在，却因赵榛此举甚得民心，不便横加指责。考虑到朝廷目前的处境，表面文章不能不做。因之他只好装腔作势地发诏一封，对赵榛做了一番勉励，顺水推舟地将其封为河北兵马都元帅，委其总领两河军事。当然这只是个虚名，兵员粮饷概不拨付。

对于赵构的心理，宗泽觑得分明。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使得赵榛拥有了名正言顺的统兵身份。能够争取到这一步，在目前来说已算很不错了。

但欲完成救国大业，非倾举国之力不可。朝廷不真正下这个决心，任何人也无力只身补天，充其量只能奏局部之功，这个前景显而易见。所以，自打宗泽就任汴京留守时起，就把争取赵构回銮视为了头等大事。现在，他觉得这事更是需要努力抓紧了。因为，就在这个亟须唤起全国民众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关键时刻，在朝廷中居然发生了与此目标全然背道而驰的重大变故。

八月十八日，也就是宗泽在汴京平叛后的第三天，在赵构朝廷中为相仅七十五天的主战派中坚大臣李纲，因其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收复中原大计屡遭否决，怀着事无可为的极度失望愤然辞职。随后，与李纲持相同政见的尚书右丞许翰、左正言邓肃等官员亦被相继免职。更有甚者，敢于仗义执言的太学生陈东和布衣文士欧阳澈，竟因坚决反对罢免李纲而被当众处斩于应天府市区中心的龙兴寺前。

这些消息传至汴京，激起了宗泽的极大义愤。如果不能阻止这股逆流继续发展，他在汴京所做的一切努力，便将统统付诸东流。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争取、敦促赵构回銮，他亦是费神甚巨。

宗泽为此所采取的主要措施，首先就是一再撰写奏章，陈述利害。在宗泽镇守汴京的一年之间，这种奏章反复呈交朝廷者多达二十四道，史称《乞回銮二十四疏》。但因朝政被黄、汪等心地阴暗、持不同政见者所把持，这些奏章中的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未呈至赵构手上。

请求朝廷还都，就必须为朝廷提供一定的还都条件，最起码，要能保障朝廷的安全方可。这个问题很实际，但解决起来不容易。朝廷没打算去做这个努力，这副担子只能由宗泽独自来承担。宗泽带领汴京军民，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使汴京的城防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后来金军再度猖狂南犯，因知汴京的城防体系已今非昔比，竟宁可绕道奔袭，也没敢直接来啃这块硬骨头。遗憾的是纵使宗泽做到了这种程度，到底也没能唤得朝廷回头。

此外，宗泽还甘冒抗旨之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坚决地粉碎了朝廷与金邦的媾和企图。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便是公开处决金军奸细牛亨吉。

牛亨吉因在宋境中从事非法活动被宋军捕获后，金军曾一再向宋廷索人，赵构为保留与金邦议和的余地，亦曾一再指示宗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让宗泽将其放归了事。但宗泽一直顶着没办。因为牛亨吉根本就不是什么来使，而是刺探大宋军机的间谍。何况这厮进了大牢仍不老实，竟然想策反看守谋求越狱，这就更是罪加一等，理应依法处决。

当然，这一刀下去，就等于向金人下了战书。下了又怎么样，你不下战书，他就不来打你了吗？照样要打。那就不如干脆立足于以牙还牙。本着这一立场，宗泽决定，不管赵构恼火也好，降罪也罢，为促使朝廷奋起抗战，必须拿这个金军奸细开刀。

于是，在方才举行的临风寨抗金联军誓师大会上，牛亨吉便被当众祭了旗。

宗泽明白，将来自己必定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付出就付出吧，七十来岁的人，他还怕什么？他还有什么代价舍不得付出？

回顾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许多事务，连宗泽自己也颇有几分惊讶。他深感岁月的长短，生命的分量，有时真是不能单纯以时光的多少去衡量。

目前的宋朝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但汴京地区的防卫情况，已与三个月前呈现了极大的不同，已足以雄赳赳气昂昂地摆开战场，与野心勃勃的进犯者见个高低了。宗泽为此感到很欣慰，很自豪。他认为在未来的史册上，这一笔，是任谁也抹杀不掉的。在宗泽的心里，这比朝廷的任何嘉奖和赏赐，都要可贵得多。

面对着苍劲的夕阳秋色，宗泽不禁暗自嗟叹。太阳落山，明天会照常升起；秋木经霜，来年会再萌新枝，但是人的生命，却是不能再来一回。人生太短，机会太少，而无奈太多，遗憾太多。这大概是世上的所有的有志之士，濒临暮年时所具有的共同感伤。

不过，这种感伤此刻只是在宗泽胸中一掠而过，代之而来的是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的冲动和激昂。他估计，顶多再有两三个月，金军就将再次兴兵。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大仗恶仗，还有大量的备战工作要做，现在他没工夫叹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知道，他的生命旅程将至尽头，更多的夙愿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他现在的唯一愿望，就是抓紧此生最后的机会，为国家的中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使自己的生命如同天边那轮血色残阳，在隐没于山河之前，再焕发出一道瑰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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