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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有两大主题，一个是道德或者宗教的，另一个是文学的。前者涉及罗马天主教关于节育的教义，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我在一九六四年创作这本小说时迫切关心的一个题目。当时我还是一个穷酸的年轻大学讲师，已婚，是两个幼儿的父亲，而且生怕再有第三个。妻子和我那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我们仍是，只不过信仰的方式相对自由放松了一些。但是早在当年，我们深信必须严格遵守教廷禁止采用各种人工手段避孕的官方指令。

在这里，我很难向非天主教徒，甚至向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更加开明和多元化的教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天主教徒，解释那一禁令的威力，尤其是它对妻子和我从小生长其中的盎格鲁－爱尔兰天主教亚文化群的影响力。我们对于天主教会有一种兴许天真但却高尚的认识：教会像个俱乐部，有自己的章程，如果你想享受会员的利益，你就必须遵从它所有的规章，而不是只去遵守那些于己有利的条规。然而，有关反对避孕的规定，的确给天主教徒夫妇造成了太多的苦恼和压力，他们（多数人）在婚前尽力保持贞节，要做到这点着实不易，可是婚后发现那种安全期或者节律避孕法（亦即周期性的性节制，这是教廷允许的唯一节育手段）给他们婚姻中的性生活设下了重重限制。安全期避孕法的主张看来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我们对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新出现了两种变化。第一，黄体酮避孕药片的发明，似乎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避孕方式，而不会受到传统的天主教以“自然法则”为由予以反对。第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一九五八年以代教皇身份当选的教皇约翰第二十三世，居然号召教廷的现代化，呼吁将其与当代社会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一九六二年，他召集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此项工作，并于同年设立一个教皇委员会，研究与家庭、人口和节育相关的问题。一九六三年接任他的教皇保罗六世，更指示这一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廷在节育方面的教义与避孕药片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他最终否决了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在他的教皇通谕《论人生》中，重新确立了教廷的传统教义，此举使后大公会议时代的教廷突然面临权威性和良心的危机。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写于这一事件发生前若干时间，当时很多天主教徒仍寄希望于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而本书的创作，说穿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个外行对这一场大辩论的略尽绵薄。当然，我十分清楚，我的英国读者们大多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激发他们关注天主教徒夫妇在房事时感到的种种顾忌。解决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以一种喜剧的形式处理这一主题——写一对年轻的天主教徒夫妇，表现他们的种种挫败和焦虑以及他们如何拼命设法调和性欲和宗教信仰，以此展现男性（以及女性）的性欲这一永恒的喜剧主题的方方面面。

性欲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吸引历代作家注意力的缘由，就是它既可以成为悲剧也可以成为喜剧的创作题材。比如说，由于表现方式的差异，私通可以让人捶心泣血（如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也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如在费多（1）的滑稽剧里）。避孕尽管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是个严肃问题，发人怜悯，但还是少了些足以构成一部悲剧作品的宏旨。从最初萌生创作念头开始，我就意识到我的小说会是一出喜剧。

在寻找一个故事人物，或者说一对人物，以及赖以探讨主题的故事氛围时，我一段时间之前在笔记本上信手记下的一些东西为我提供了思路。当时我曾构思创作一部关于一个英国文学研究生的喜剧小说。这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从事研究，而他的生活作派和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像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家了。这就是亚当·爱坡比的雏形。一个年轻、已婚、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研究生，因为妻子可能第四次怀孕而忐忑不安，他将被迫卷入一系列围绕大英博物馆展开的古典式流浪历险，其中每一个情节都通过戏仿、拼贴或者暗示来呼应他正在研究的那些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运用这一手段会导致语气和叙事技法不断发生转换，这些将由主人公易于做白日梦和产生幻想错觉的特点加以协调，使转换显得自然连贯，而主人公的这些性格特征则又是他对自己婚姻状况的长期焦虑造成的。亚当·爱坡比的痛苦处境最本质的暗讽之处在于，他生活中唯一一个原汁原味，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哪个小说家已经“描写”过的要素，恰恰是他焦虑的根源。“学者型神经衰弱的一种特殊形态，”亚当在阅览室讲述一次康拉德式的经历时，他的朋友凯末尔如此评说，“［你现在］再也无法把生活和文学区分开了。”“噢，才不呢，我可以的，”亚当反驳说，“文学大多讲性爱，不怎么讲生孩子的。生活则恰恰相反。”（这点观感，我可以自豪地说，已经被收入《企鹅版现代引语》一书。）

小说在英国的第一家出版商麦克吉朋－基公司制作时，我曾和本书的编辑蒂莫西·奥基菲讨论过有没有必要在书皮的“广告文字”中强调这些戏仿手法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他反对这么做，我也接受了他的意见：毕竟，辨认出这些戏仿手法并非理解本书的关键所在，它只是另添一分阅读的愉悦和兴味而已。但后来我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我觉得读者有权得到一点提示，以便在阅读作品时知道该去寻找什么。小说的第一批评论家中鲜有人充分注意到这些戏仿手段运用之广；更令人惊讶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只字不提；一些人抱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多少是一本没什么创意的二手传承小说，可他们没有领悟到这一效果乃是有意为之，而且贯彻始终。

这些戏仿手段无疑给非英语读者制造了特殊的麻烦，更别提我的译者了。无论他或她处理小说的风格转换技法多么娴熟，对于中文读者而言，除了少数人，要轻易辨识出这些风格源自哪些文学模型，委实不太可能。因而，这篇短评可以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文本中所运用的戏仿段落和文学典故的介绍。

本书的前半部较少用到这些，但随后就开始大量广泛地运用。

在第二章中，亚当·爱坡比在台阶上的尴尬经历，呼应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自由落体》中的一个段落。戈尔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战俘，被盖世太保囚禁在一个黑黢黢的炊具橱里，惊慌失措中，他触摸到一样东西以为是一块人肉，其实只是一块湿布。同一章结尾处，亚当骑着助动车遇到交通堵塞，他一时浮想联翩。这里模仿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风格，万千思绪是议会大厦上的巨型大笨钟宏亮的当当声触发的，而正是这钟声在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标志着时间的流逝。亚当一时幻想，人行道边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克拉丽莎·达洛卫本人。

在第三章中，亚当设法更换他的阅读证这一经历，非常明显地仿效了弗朗兹·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在官僚主义的迷宫中历经的磨难。（我可以向读者保证，那条长长的走道，管理员摇铃，还有他锁门将申请人关在里边等细节，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尽管如今已在另一座新大楼里实行一种不同的制度。）亚当进入巨大的圆形阅览室那一段描写，戏仿戴·赫·劳伦斯作品中关于性的象征主义和《圣经》式的散文节奏，尤其是他的小说《虹》的开篇部分那几页。

亚当稍后返回他的书桌时，发现一群中国游客正在仔细打量它。这一场景的描写采用了约瑟夫·康拉德的风格，弥漫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和存在主义的内省。下一章才会写到亚当对于中国游客正被引领瞻仰卡尔·马克思用过的书桌如何做出反应：“马克思先生——他已经去世了。”这儿呼应了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名句：“库兹先生——他已经去世了。”

亚当和他的导师布里格斯，还有后者的同事贝恩的会面，是以查·珀·斯诺那种平淡甚至有些沉闷的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的。斯诺非常成功地创作了一组发生在战后年代的系列小说，名为《陌生人和亲兄弟》，对剑桥大学教师之间勾心斗角的描写尤为出色。在我的英语小说中，这一戏仿的线索反映在故事开头一条关于天气的注解：“看上去像要下雪（2）。”

亚当在第五章中幻想自己成为教皇那部分，我借用了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科沃男爵”）（3）创作的一本出色的小说《哈德良七世》（一九〇四年），其中作者想象一个和自己不无相似的卑微的英国人被推选为教皇。不过，这段日记体的描写，取材于罗尔夫不太有名的作品《瑞内托先生》，书中刻画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僧侣。

其他的戏仿内容大多比较容易识别。叙述亚当在大英博物馆内图书馆区的一排排书架间浏览时用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风：格林小说的读者们一定会辨出有关追逐、背叛、良心愧疚和神学等主题——也许还有《布莱顿礁石》和《问题的核心》中的短语和语调变化。在这一段的起首，那扇绿色的厚呢大门隐含着双重线索，既让人想起小说家的名字（4），又借鉴了他的短篇故事《堕落的偶像》中同样一扇门的戏剧性效果。

第七章开头呼应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异国他乡》（“整个秋天战争一直在继续，但是我们不再参与”），随后又玩点噱头模仿了他更有名的故事《杀人者》。同一章稍后处，亚当和罗廷迪恩夫人喝茶晤谈一幕，戏仿亨利·詹姆斯创作后期的文风：复杂的句法、延绵的比喻还有优雅的变奏。小说这一部分引用的“埃格伯特·梅利玛许”的片言只语，使人联想到一个以吉·基·切斯特顿（5）和西莱尔·贝洛克（6）为原型的天主教美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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