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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姓，有时还袭击红军，严重影响了我军对国民党刘文辉部队的作战行动。红四军要求“独二师”清除这些匪徒。剿匪战斗打响了，在一次搜山剿匪的激烈战斗中，李中权的左大腿中弹。子弹从骨头边擦过，血流不止，痛得难以忍受。几位身强力壮的藏族战士立刻抬着李中权去了后方的医院。第二天，马师长就赶到医院来看望李中权。但是，李中权和马师长这种亲密的关系不久就被张国焘的毒计割断了。1936年9月红四军决定北上。马师长则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９１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９１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李中权接密信后陪同马骏去丹巴，其实没有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91师徐深吉师长作陪。酒过三巡，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一名战士，猛地一把卡住马骏的脖子，活活将他勒死。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然为部队筹粮，辛勤奔走。张国焘还指示金世柏副师长带警卫班先后两次去马骏老家，向他的妻子表示看望和慰问。但没过半月，马骏被害的消息传了出来。1000多名藏民分别包围了独立师师部和第２团驻地。紧张的气氛中，李中权等人处置得当，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当时，“独二师”住在丹巴县八旺镇南的一个寨子，寨子建在山坡上，有20多户人家，每座房子都是石头垒的，上盖砖瓦。寨子的特点是石头较多，门前凳子是石头，大树底下的凉桌是石头，小道路面铺的也是石头。寨子里有一座较高大的房屋，原是当地头人老财主的，他们听说来了红军就跑了。正好师部就安排在这座大建筑的房屋里，楼前是个大院子，师部驻扎在此，优点是房屋坚固，居高临下，便于指挥和防守。警卫连、通信队、卫生队住在寨子里的其他房屋里。一天早晨，5点来钟，天刚蒙蒙亮，李中权就发现寨子周围都是人，远处山坡上也有人。原来是得知马师长被害消息的藏民前来讨个公道。但仔细观察，李中权发现还有国民党刘文辉的部队以及部分土匪武装，他们也想趁此机会，打垮“独二师”。面对这么多敌人，可师部机关人员加上警卫连，不过300余人。敌我力量悬殊，形势严峻。关键时刻，李中权和金副师长决定，一是不盲目射击，防止误伤老百姓；二是宣传上讲究方法，要分别对待敌人和老百姓，防止少数敌人挑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硬闯寨子；三是将警卫连调动到这里，保卫师部，同时想方设法与2团联系，命令他们迅速来解围。可是和2团联系，回答是他们也同样遭到敌人的围攻，人数很多，形势也很紧张，甚至在电话里也能听到枪声。显而易见，等待救援，是无望了。这时外边传来喊话的声音，说是要把派来的红军全部杀掉，把李中权杀掉，活捉金世柏。而刘文辉的部队不停地打枪，还有一股土匪趁打枪混乱之机，往师部院子这边冲来。李中权立刻命令警卫连朝那股土匪用机关枪猛烈扫射。顿时，部分敌人被子弹打中倒地，吓得后面的匪徒纷纷趴地，不敢往前冲了。由于寨子两边石墙高垒，无法突破，敌人只能望而兴叹了。“独二师”一边还击，一边展开宣传攻势。有些百姓开始离去，只有刘文辉的部队和小股土匪顽固地包围着寨子，不甘心几次冲锋的失败，依仗兵力强，仍然不断地发起一阵阵冲锋。但一次次被击退。整个战斗时而激烈，时而缓和，形成胶着状态。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打到下午6时左右，共相持战斗13个小时。这时李中权担心敌人再调正规部队来，若是用大炮轰，那就被动了。于是想等待夜幕降临，突围出去。这时，敌人开始撤离。李中权马上派战士侦察了一下。回来报告说：敌人果真撤离了，于是，“独二师”果断发起冲锋，把后撤之敌打得稀里哗啦，狼狈逃窜。这里的战斗刚刚平息，李中权又马不停蹄地带领师部机关和警卫连火速赶向2团团部。向2团外围之敌猛扑过去，敌人突然听到背后的冲锋号，见到投来的手榴弹，不知所措，纷纷撤出包围2团的阵地，仓皇逃窜了。2团也终于被解围。危机解除之后，李中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把行动意图向大家讲明白，并表示，愿意长征的，可以跟着师部一起走；若家庭有困难的，愿意回家的，可以领了路费回家。经过一番动员后，没有几个人要回家的，绝大部分跟着长征了。但是，为马师长被张国焘错误路线迫害之事，50多年来，李中权心里一直不安。1986年，李中权向中央纪委写信，又给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丹巴县委去信，说明历史真相，要求为马骏昭雪平反，落实政策。不久，经过调查，丹巴县按党的政策，对马骏冤案进行了平反，恢复了他烈士的身份。还为马师长的子女安排了工作，使其得到了应有的待遇。至此，才算了却了李中权的一件心事。

在延安听主席讲课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李中权同志被安排到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1月党中央开进了延安，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也随之进了延安。那时，学校驻地距毛主席和党中央初到延安的所在地凤凰山麓的石洞窑房只有几百米远。刚来延安时，抗大共分14个队。一、二队为红军的军师团学员队，但按文化程度不同编了两个班。其他为营级以下干部队。刚开始时，学员一队队长由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同志担任，学员有胡耀邦、许世友、赖传珠、周子昆、何长工、杨得志、姬鹏飞、罗炳辉、张际春等数十人，差不多全是共和国的功勋战将。李中权也是一队学员。红军中的各路精英们齐聚一堂，学习政治、研究军事，还能够经常亲耳聆听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领袖们讲课或作报告，大家每天都很兴奋。李中权是一队学员中年龄较小的一位，能在这样绝妙的环境里学习，是他从前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更加珍惜每天的时光，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更让李中权难忘的，是毛主席亲自给他们讲的课：《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哲学《实践论》、《矛盾论》。李中权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讲中国革命战略问题时，提到在战争的能动性中调动敌人，以争我之主动，置敌于被动。毛主席说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但我们可以起到敌人参谋长的作用，我们可以调动他而为我们所用。他举了长征中四渡赤水之战，当红军拟与红2、6军团会合，敌人重兵阻挡，会合己不可能时，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形势，毛主席要红军向东移动，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回中央苏区了，赶快调动兵力堵截。这时，红军部队又从湖南向西，拟北上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又重兵设防长江。为了调动敌人，毛主席率主力红军部队直向贵阳，口号是打贵阳。蒋介石赶快调动部队守贵阳。当敌人还在守贵阳时，毛主席又率红军主力直插云南指向昆明。这时龙云在昆明，他的部队已调出去了，就赶快调兵守昆明。毛主席则领导部队直插金沙江，又抢渡了大渡河，终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主席领导红军部队在敌人重兵集团之间穿插，敌人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红军则如入无人之境。毛主席在讲课时说，如果敌人不听我们的调动，以为我们是假打贵阳而不动，那我就真打贵阳，又如敌人以为我假打昆明而不动，那我就真打昆明。毛主席很风趣而幽默地说：敌人总是会服从我们调动，很听话的，这就很好。1937年秋天，李中权从抗大毕业，被留校当教员。当时知识分子奇缺，办好抗大就更需要人才和骨干了。因此，组织上决定留下一部分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的学员任教员。但这一决定让20岁才出点头的李中权一时无法接受，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于是就给主席写信，要求谈一次话，汇报思想。主席很快就让秘书通知他来到了凤凰山麓的办公室。主席请李中权坐下，亲切和蔼地听他讲了不愿留校当教员，要去前方杀敌打仗的愿望。主席讲，前方需要人，后方抗大也需要人哪，为什么不愿意当抗大的教员呢？李中权就对主席讲教员不好当，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呢，苏维埃运动啊，自己讲不好。主席说，我们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嘛，怎么不好讲呢？李中权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主席好，就率性而言道：在前方杀敌死了也光荣，在后方死了没有上战场牺牲光荣。主席提高了点声音说：后方死了就葬在清凉山上，怎么不光荣呢？显然，李中权也听出了主席的话已经对他有提出批评的意思在里面了。他颇有些不安，不知不觉中头上也开始冒汗了。就顺手抹了把汗，稳定了下略显紧张的心情，趁机赶快向主席表示：一定安心工作，好好在抗大当教员。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关心地问他父母在老家是做什么活计的，家里面还有什么人，没上抗大前是什么文化程度等，李中权一一作答。主席听到李中权父母已经在革命斗争中牺牲时，眉头略蹙、神情肃然，沉默了一会没有说话。当得知他是四川达县的初中毕业生时，眉宇间舒展了些。就说：你可否来给我当秘书，帮我抄抄写写，做些文字工作。那时的李中权连抗大教员都不要当，一心想的是到作战部队痛痛快快的打日本去，根本没有当主席秘书的思想准备，就向主席表示秘书工作搞不来，怕自己做不好。主席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鼓励他回去后好好工作。李中权这时注意到了桌上摆着的主席照片，当即向主席表示想留下作记念。主席就取了那张照片，并在照片的后面用毛笔写了“毛泽东”三个字送给了他。李中权向主席敬礼，告别走了。李中权全家参加红军，满门革命赤子，他本人是初中毕业，在当时可以说就是难得的知识分子了，再加之他虽然年仅20来岁，却担任过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政委，长征时三过雪山草地，经过了多次严酷战争的考验。这些，正是为主席所看重，要选他当秘书的重要因素吧。但他率真耿直的性格决定了他一定会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领袖毛主席更为英明，尊重他的选择，还送相片给他留念。延安时的毛主席在青年们心目中形象高大，受到同志们由衷的尊敬，能获其签名照片对李中权这样的青年来讲，是莫大的鼓励。但对李中权来说，还有另外一张也很珍贵的照片，那就是1937年元旦兄妹四人在延安时的合影，小妹李中秋、四弟李中柏、五弟李中衡、三哥李中权。李中权一家原本九口人，可延安的全家福，只有兄妹四人。随后，这四人又各自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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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没有被留下的肖像，那不曾被记住的名字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徐壮志

采访李中权老将军，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老人书房里那幅他母亲的画像。70多年过去了，当年20来岁的青年也已变成了91岁高龄的白发老人。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老人对在长征路上故去的亲人的哀思。那画像是画家依据李中权将军的描述而绘制的。老人说，虽然不太像，但总可以寄托哀思。在去世之前，将军的母亲并没有机会为将军留下任何一张画像或相片，连埋骨之地都无法确定。如今，将军对母亲的回忆，更多地寄托在长征路上那两次短暂的相遇上。一次伟大的长征，一条漫漫的远征路，洒下过多少红军将士、家属的鲜血，留下了多少鲜活的生命？有多少生命如同将军的母亲一样，默默地倒在了这条纵横中国西部的红飘带上，甚至没能留下一个名字，一块墓碑。权威的史料告诉我们，4路红军超过20多万人的大军，经长征和西路军蒙难后，到达陕北的只有3万余人。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在我们不断挖掘长征伟大意义，赞美长征精神之时，我们更应记住将军母亲这样平凡地牺牲在征途上的人们，向那些从前不为人所知、今后可能永远也不会被知道的名字致敬。无名烈士，从来都是作为一种伟大牺牲的象征而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永久祭奠。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默不作声但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他们是战斗中倒在阵地上的士兵，是行军中掉下山谷的挑夫，是陷落在泥沼中的身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道路上的战友们……他们多数不识字，并不了解“红军”和“苏维埃”的确切含义，实际上，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一碗米饭就加入了这支红军大军。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难以想像和理解的现象，在那个时代却相当普遍。在我所采访的近百位老红军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因为一碗饭，或者只是能吃一顿饱饭的目标就加入一支军队，并为之献出生命，这样的现象，今天的人们和未来的人们会如何评价？当我在采访中第10次、第100次听到老红军用“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人人平等”等简单明了的口号来解释鼓励他们参加红军和支撑他们走完长征的原因时，我渐渐意识到，这些单纯得几乎未脱蒙昧的理由下面，一定潜藏着更为重大的必然。那也许是千百年来积累的对生存和尊严的强烈渴望，那也许是人类选择美好未来的本能和直觉，使这些纯朴的农民几乎是本能地选择了红军，选择了一条艰苦的战斗和牺牲之路。“是他们巨大的牺牲，成就了我们的胜利。”李中权将军含泪告诉记者，提到长征，自己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母亲，以及那些倒在征途中的战友们。将军的话，让我回忆起江西兴国那面刻有23179个名字的烈士碑——排得整整齐齐、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压压的名字，令人窒息。23万人的兴国，当年有8万人参加红军，其中有12038人永远地倒在了长征路上——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位兴国儿女用生命化成的永恒路标。“地址都成遗址，笑容都成了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一样的深刻也一样恢宏”。几十年后，一位追踪红军足迹的诗人曾写下这样的诗句。70多年过去，万水千山间征战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在赣南，在湘江，在遵义，在雪山，在草地，在红军所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们见到了无数处仍然被当地人不时祭扫的红军墓地……令作者难过的是，这些以青春永恒的献祭，换来了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们，永远也无由获悉胜利的消息，永远也无由享受梦想成真的喜悦。我们无法一一记取他们的名字，但让我们记住他们共同的名字：长征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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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

在说王盛荣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1931年的一段历史。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湘鄂西、湘赣、闽浙赣、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各红军军团、军、独立师，全国总工会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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