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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第三件极密情报，是蒋介石欲乘8月25日英国大使许阁森之小汽车赴上海视察上海战事，因为当时日本屡欲谋刺蒋介石，蒋介石之行踪被密切关注，而英国还与日本有外交关系，许阁森大使是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的，英国大使汽车有英国旗号标志，日机是不会轰炸的，可是这一消息也被黄浚告诉给南造云子，而8月26日蒋介石有事未去，许阁森的汽车至嘉定地区沪宁路上遭到日机轮番追击，汽车被打翻，许阁森大使受重伤，肝部中弹，事件发生后，举世哗然。陈布雷在8月27日日记中有记：“……十一时卅分到陵园谒委员长，承命拟致许阁森大使慰问函，以许大使在京沪道上被日机炸伤甚重也……”连续几次最高军事会议泄密，蒋介石意识到有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密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秘密调查内部，排查分析，陈布雷无此可能，而锁定了黄浚，谷正伦又策反了黄浚家的女佣莲花，令她监视黄的行动。始知黄浚司机从中传递情报，于是特工监视了黄的司机，并且获得了日本大使馆给黄浚的指令，谷正伦得报告，立即报告蒋介石，蒋即下令秘密逮捕黄浚一伙间谍，审讯中，黄浚对其罪行供认不讳，经军事法庭审判，以卖国罪判处黄浚父子死刑，公开处决；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等。几个月后，日军进攻南京，南造云子又以肉体征服看守，逃出监狱，日军侵占南京后，南造云子又收买国民党中统派往南京的特务，1942年4月，军统特工潜入南京，当南造云子驾车外出时，3名军统特工三枪齐发，将南打死，南当时是33岁。

陈布雷日记中对此经过当然是知道的，但在日记中并未详载，可能这也涉及机密，况与其本人无关。这里插叙一节，以表示日本早有侵略之野心和计划，国民党方面还是有原则的，卖国者严惩，对日本间谍也必欲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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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撤出前陈布雷的忧愤（1）

47岁的陈布雷陈布雷在1937年下半年于南京撤离之前，主要还是关于抗战事，为蒋介石草拟文告，他也密切关注国际动向，如1937年8月31日日记中记：“……阅报知中苏互不侵犯约已于昨日正式公布……”，特别令人奇怪的他还很注意自己的修养，如8月31日日记后摘录“治心之要”：“▲去私心而后可以治公事，平己见而后可以听人言。▲胸中摆脱一恋字，便十分爽净，十分自在。▲念头昏散时要知提醒，念头吃紧时，要知放下。▲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皆动，乃知蓄疑者乱真知，过思者迷正虑。▲先事徘徊后事懊恨曰萦思，游心千里，岐虑百端曰浮思。事无可疑，当断不断曰惑。思事不及已为他人忧及妄里。无可奈何，当罢不罢曰徒思。日用职业本分工夫，朝维暮图，期无瞻废曰本思。▲居心不净，动辄疑人，人自无心，我徒烦扰。▲身有定业，日有定务，暮则计今日之所行，思则计今日之所事，庶心有着着落。▲已往事不追思，未来事不迎想，现在事勿留念。▲事未至而多方逆忆则神伤，事已过而多方懊恼则气伤，牫贼神气莫此为甚。▲改过之人，如天气新晴一般，自家固是然，人见之亦分外可喜。”6月1日又录：“▲寡思虑以养神，靖言语以养气。▲辩不如讷，察不如拙，动不如静，忙不如闲。▲纷扰固溺志之场，而枯寂亦槁心之地……若枯寂其形纷扰其内，非病则狂，甚殆甚矣。▲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济人利世。▲处心不可着，着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作人要脱俗，不可矫俗，处世要随时，不可趋时。▲唯恕可以成德，唯俭可以养耻……放低标准以衡人，退步思量以自慰，乃行恕行俭之要则也。▲恩重难酬，名高难称……受惠不可频，受则必酬，高名不可居，敛之以实。▲不实心不成事，不虚心不知事。▲利害得失之会，太分明则起趋避之利。▲不可因喜而轻诺，不可因怒而失言，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鲜终。”陈布雷在战争非常紧张之际，把这些心得和体会，认认真真摘录在日记中，作为座右铭，可见其作人之认真态度。陈布雷虽然对工作认真，全力以赴，对作人认真，自省自重，对其子女也很关切，如9月2日日记中记：“……六时卅分起作家书数缄并致细怜皓（二女一儿）一函。嘱令停学一年，以细儿仍愿往杭执教并旁听浙大课程，而怜更决心欲入学，皓则以应否入学请示于母，其实，同济校舍已毁于炮火之下，即欲入学亦无法也，儿女长大以后即各有志愿，不能相强，然女儿单身在外，何能放心，故驰书告之，恐已不及阻止耳。”当时为了战事，陈布雷已送妻子回故乡，所以9月12日日记中记：“……接允默九日所发函，知定于今日移西乡，吟兄等同去，其地殊鲜亲故可依，予此时亦无能照顾矣，又接皓怜各一函，续接四弟一函，四弟之镇静明义，亦殊可喜也……”四弟就是陈叔谅，后随浙大内迁，而且把浙省图书抢救出去，这就是陈布雷所指“镇静明义，亦殊可喜也”的地方。

当然这一时期，日记中记载最多的还是日机轰炸和谒见委员长，为蒋介石写文告等事，差不多每天都有，10月7日日记记：“……五时到官邸委员长对罗斯福演词发表谈话与夫人商酌改定之……”10月8日日记：“晨七时五十分起以委员长电话招往，匆匆盥洗毕，即往谒交拟双十节讲演词口授要点，嘱即日撰拟……七时卅分（晚）委员长再电招，命修改讲演稿……十时完毕，交缮，十一时寝。”10月9日日记：“晨七时起，七时卅分往陵园，以改正之讲演稿面呈核阅，复指示修改数点，并亲加两段：嘱携回修正文字，即归办公室先缮一份送李司长译英文再就中文稿详细酌改之，十二时完毕，午餐后小睡，三时再携至陵园，委员长再加入一段，并略谈国际形势，渐次转变应撰发鼓励国人书，并告诸将士云……七时卅分接电招往陵园，八时委员长在官邸广播演讲，历十五分钟毕……至十二时始寝。”一篇15分钟的广播稿，改了两天，陈布雷变成一个机器人了，真是够辛苦也够难写的。10月12日日记中总算有了喜讯，云：“……今日上午敌机两架来窥伺被击落，人心称快，午后又大队来袭……”10月26日日记：“晨七时五十分起，为委员长拟对巴黎日报书面谈话稿，分对内对外两项……”10月27日日记已记到：“……阅报，知沪战更剧烈，我军不得不再后撤，闸北只好放弃，为之忧愤不置……”11月7日日记：“……敌军登陆金山卫后，浦东我军形势极吃紧……”11月8日日记：“晨八时卅分起，委员长来电话索阅昨日对外报记者谈话原稿，往珞珈路董显光处觅取，适董往陵园孙宅，追踵往寻，相遇于途同归，取得后呈阅，奉命再加一段送中央社发表之，遂至办公室核办文电九件，午后小睡起，君强来谈，三时往陵园委员长命拟告上海###，初用文言写就，委员长以为白话较易动人，遂归改拟，辗转修改往复者四次，始定稿，九时始归寓晚餐，夜寒甚，十一时寝。”

南京撤出前陈布雷的忧愤（2）

到了11月中旬，上海将陷落，蒋介石已派人去奉化，11月14日陈布雷日记中有记：“……庆祥来谈拟派人赴奉化取文件（注：《蒋氏家谱》也），乃作一函致谦夫，将姜家岙贞社存件一并取出送妥当地点保存……”陈布雷也写信给陈谦夫把在家乡的文件转移。11月16日陈布雷日记中记：“……昨晚接允默电，昨已抵萧山，不知今日能成行否？十时到山中办公室，核办文电十余件，当此公务倥偬，只得将私事摆开矣！十二时往访卢作孚，托在重庆觅屋……”11月23日日记：“……知长兴轮已到汉，又闻余之家人明日亦可抵汉矣……”11月24日日记：“……今日京市发警报三次，午后二时敌机袭入京空，投弹多枚，四时卅分，得汉口电话，知家人均安抵汉口寓明镐宅，又接四弟自建德来书，言图书馆迁建德云云……半月来系念家人手足之心今稍为之稍慰矣……”这时，日军已对南京外围形成包围，蒋介石准备迁到武汉，陈布雷在11月26日日记中写得明明白白：“……秘书厅人员今晚离京……奉委员长之命，命余亦先行，午后五时与岳军再晋谒报告诸事，委员长仍催我等速行，谓此间已无要务，可到武汉待命，乃匆匆收拾行装……九时卅分谒委员长，凄然有感，几于泪下，……十一时偕学素等到宁海路约芷町同乘普金差轮西上，开船时已十二时卅分，自此与首都暂别矣！”

陈布雷是11月29日到汉口的，当天的日记记下：“……十二时抵汉，明镐兄来迎，到电话总局暂住……知允默等适于今晨赴渝，如余早到一日尚可在汉相晤也……”

蒋介石也到了武汉，立即命陈布雷起草《南京撤守告国民书》，在12月11日上庐山，12月13日陈布雷在庐山上犹惦记着南京，他在日记中有记：“……与慕尹谈知南京战烈，我部队死伤惨重，恐退路将全被截断矣……”所以庐山“景物优美，乃无心观赏也”（12月14日日记）。12月16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渡江到武昌移寓胭脂坪……十一时谒蒋先生改定告国民书稿，并报告对时局意见，十二时再往谒见，午后四时再谒蒋先生……”他又忙碌起来了。

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1）

刚到汉口，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召他到牯岭，起草《告国民书》，3天后回汉口。这时侍从二处移到武昌胭脂坪，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陈的住所，只有两三个助手，包括缮写人员、机要文书，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陶德曼有一天，外交部次长徐谟来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要求见蒋介石。汪精卫一听，高兴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

陈布雷对汪精卫怯战之色颇为反感，这个善于反复，追求权位，出没政潮，旋进旋退，事急则出国，既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陈布雷与张群商议，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回答说：“陶德曼来一叙也可，由徐次长陪来。”汪精卫更高兴了，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驳斥大人物的话，这次他却高声说：“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陈布雷得悉，日敌所提为四个条件：一、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防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要有相当赔款。蒋介石的态度是：“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可决置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引起纠纷。”陈布雷也说：“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当然无考虑余地。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诱降”，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与于右任、居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以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布雷先生，我要发表一个谈话，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

蒋介石的谈话说：“……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亦是以使岳武穆未伸之壮志，终得伸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死亡30万。蒋介石到了汉口，向陈布雷倾吐衷曲：

“我撤离南京后途径长沙，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侦知我将过长沙。日寇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玉碎宫倾，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蒋先生，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日机深夜空袭，将附近一处花房夷为平地。日寇必有奸细引导，暴日欲加害先生，布雷甚为深忧。”

“不妨事，不妨事。”蒋介石说：“自辛亥光复以来，我数度遭到艰危，但都安然度过。抗日大业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之英雄事迹，深为感动，他满含泪水说：“蒋先生，抗战以来，我将士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坦克，悲壮激烈，可歌可泣。更有谢晋元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忠可嘉，震惊中外，永垂国史。”

蒋介石这时有点气愤地道：“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如韩复榘不战而退，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率兵擅自进占河南。据范绍增副军长密报，刘湘、韩复榘联合反我，此种小人蟊贼，可耻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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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2）

“这是真的吗？”陈布雷对范绍增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往来密电都有了，我派何应钦把这密电拿给刘湘看，刘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吓死了。”

陈布雷道：“蒋先生英明，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布雷先生，3月底，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拟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些文件，劳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被推为总裁，汪精卫副之。汪精卫很不高兴，在即席演说中，满脸尴尬之情态，陈布雷看在眼里，想在心底，这个政治商人，大概又要玩什么花样了？

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此文件的初稿拟出后，经陈布雷、张群、陶希圣、陈公博、王世杰等研究修改然后提出。代表大会的宣言由汪精卫起草，蒋介石皱皱眉头，说：“语意轻重未尽当。”戴季陶说：“毫无足取。”

代表大会还决议设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不久又筹划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我们的党要有新鲜血液，要培养革命活力，才能完成抗战建国任务。”

陈布雷认为蒋介石这一时期精力特别旺盛，举措也深得民心。他问道：“蒋先生，国民参政，不分各党各派，敢问你对党派问题的看法，是一个政党还是各党各派参政？”

蒋介石在庐山上向全国同胞宣布对日作战蒋介石挥挥手说：“我以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是战后如何奠定民族永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

“蒋先生之理想……”陈布雷小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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