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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的时候，他们都怕说到李中权的父亲。母亲不愿告诉儿子父亲牺牲的噩耗，可事先已经知道的李中权，也不愿问母亲，怕引起她的伤心。最后，还是母亲忍不住了，哽咽着说：“你爹去世了。”说完，母子俩都放声痛哭起来。再来说说李中权长征途中和母亲的相遇，一次是在1936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西康省宝兴城。当时，李中权正准备第二次进入草地。那天黄昏，他率部宿营在西康省宝兴城。他就住在街头拐弯处的一幢二层小木楼上，楼上的小窗正对着宝兴城那条惟一的小街。他通过小窗户观察外面的地形。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李中权激动地含泪跑下楼去：他看到的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母亲，还有弟弟李中柏、李中衡，妹妹李中秋。两年前，他和母亲在茅峪镇偶遇，两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见过弟妹们。两年来，音讯隔绝，割不断的是时时刻刻的挂念。忽然间在宝兴城的夕阳里，他的母亲和弟妹迎面走来了，这让李中权有一种犹如梦境般的感觉，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李中权立刻把母亲和弟妹接到自己的房间，他发现，母亲已经苍老了许多。弟弟告诉李中权，红军走后，敌人卷土重来，家里自然不能呆，母亲就带着几个孩子，跟着红军走了。在行军途中，李中权母亲还得了寒腿病。聊天当中，李中权问起了他二哥李中池的情况，这时，大家都沉默了。最后，弟弟李中柏吞吞吐吐地说，二哥也当了红军，说着说着，李中柏哭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袋，布袋上绣着一只鸟，那是李中权二哥结婚时，二嫂送给二哥的，但现在，这只布袋上已经血迹斑斑，那是李中池的血，他在理番战斗牺牲时，鲜血染红了布袋。这时，母亲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站到李中权跟前，问李中权有没有找到大哥李中泮。说到大哥，李中权的心一下子像被掏空一般。沉默良久，李中权知道瞒不过去，就把李中泮含冤被害的经过告诉了亲人。这一夜，他们母子谈得很多，谈得很晚。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儿子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那时，他的母亲已经50多岁了，还要长途跋涉，饥饿、病痛加上恶劣的环境随时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清醒地明白这一点。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惟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孩子们拉扯大，把他们交给红军，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李中权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涌出的泪水所淹没。他感到，帮助母亲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真实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她。这就是：红军要继续长征，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国民党追兵。留下，国民党军队追来，红军家属是一个也不会留下的。惟一的办法是跟着红军，继续前进。这一夜，李中权彻夜未眠，他为有这样的革命母亲深感骄傲，同时又为他们的处境深深地忧虑。第二天一早，在母亲的嘱咐声中，他才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别，带着部队出发了。让李中权没想到的是，3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6月的一天，他第二次在长征途中遇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那时的李中权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他行军路过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遇到了病得很重的母亲。那时，老人家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行走着。李中权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把背包放在地上让她坐下来歇口气。和第一次，第二次见面不同，这次李中权的母亲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李中权。李中权明白母亲的心思，母亲一句话不讲，她知道自己马上要熬不过去了。李中权也知道，母亲这样的状况，支持不了多久。不过，母子俩心照不宣。病重的母亲也知道，这可能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了，她舍不得自己的儿子离去，她更放心不下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女啊！看着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母亲，虽然李中权心里刀割一般地难受，但又无可奈何。能为母亲治疗一下吗？可在这样艰苦的长征途中，到哪里去找药呢？能把母亲安置下来吗？可往哪儿安置呢？红军家属一旦离开红军，就会被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置于死地。李中权心里清楚，母亲唯一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继续长征。李中权的部队越走越远了，警卫员一个劲地催着李中权快走。但无论如何，李中权也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母亲前面还面临着雪山、草地，怎么办？可是，他又不得不马上去追赶队伍。母亲离不开儿子，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这真是两难选择啊！这时，李中权的一个警卫说他愿意留下来照顾李中权的母亲，这个主意还真让李中权有点动心。但是遭到李中权母亲的拒绝，她坚决地说，北上的战士，一个也不能少。最后，李中权把自己的马和一点干粮留给了母亲，还给前面部队的的政委写了封信，希望他能给自己的亲人搞一些粮食。以后弟弟告诉李中权，那个政委姓张，四川人，但是他那里也没有粮食，只能拿一块光洋，交给李中权的弟弟。李中权跨上战马，不敢回头看母亲。这一走，给李中权留下了终生遗憾。从此以后，李中权一直在想，他当时应该回头去抱一下母亲，痛哭一场。随后，李中权和部队翻越了终年大雪覆盖的党岭山，继续行军，但他心里万分不安。为母亲和弟妹的命运，深深忧虑着……1936年9月的一天，李中权最不愿意听到的噩耗，还是传来了。已走出草地来到甘南的李中权，忽然看见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喊着“三哥”，向他跑来。到跟前一看，是四弟李中柏。他一边哭，一边把母亲病逝的消息，告诉了李中权。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下，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终日剧烈地疼痛。弟弟没有办法，就用妈妈别头发的簪子，把脓包挑破，流了很多脓。母亲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了。她老人家在弥留之际，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找到“三哥”，一定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讲过，跟随红军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是的，这位英勇的母亲，在苦难中煎熬了一生，投奔红军后，她虽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她那种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坚信红军的信念，永远激励着儿女们为革命事业去奋斗。李中权的弟妹们，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他们忍着悲痛，含着眼泪，用手挖泥土，掩埋了母亲的遗体。随后，三兄妹全部正式参加了红军。后来，弟弟李中柏交给了李中权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埋葬的地点。使他遗憾终生的是，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纸条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为此，李中权至今还深深内疚、自责着。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并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那一年，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中权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人了，他父亲、母亲，还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1996年的10月，长征60周年的时候，李中权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长征路上最后一次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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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母子永别（2）

明知母子最终别，不再回头视母亲。待到苍龙俘获日，泪书往事晓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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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斗”张国焘

前面我们说过，1935年，红四军15个团和四川军阀刘湘80多个团在百丈关恶战，此战之后，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红军只好撤出百丈关一带，再次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县，临时成立了大金川和四川两个省委。李中权从总政地方局调任天全县委书记。当时，天全县有60多万人口，物产比较丰富，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供应基地。不久，总政副主任兼四川省委书记傅钟找到李中权，让李中权准备一下，张国焘要找李中权谈话。李中权一向知道，张国焘很难接近，稍有不慎，就会挨整。但是，他既然来视察，肯定要问些天全的情况，自己刚刚上任，许多事还不清楚，怎么办呢？李中权就想，万一碰上不好回答的问题，只有随机应变了。张国焘当时40多岁，高个子，胖胖的。召见后，谈话开始了。“天全有多少万人口啊？”他带着江西口音问。“60万。”李中权回答。“全县有多少个区呀？”“六个区。”“县城边的是那个区呀？”“城关区。”“这个区有多少人呀？”李中权慌了，还没来得及统计呢。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卡壳。情急之下，他随口说：“13646”，虽然是临时编的，但有整有零，像真的一样。张国焘又问了这个区有几个乡，乡里有没有党支部，支部书记都叫什么名字。其实，李中权只记得两个人的名字，但必须说出五个，于是，又只好现编了三个人的名字。回答完后，李中权担心被发现问题，紧张得心直跳。好在，张国焘没有继续问下去，停了停后，又接着问这个乡支部有几个委员，都是什么委员，五个委员都是什么成份等。被逼得无奈，李中权随口说，有三名雇农，两名贫农，贫雇农占绝对优势。张国焘还问到了天全的物产多少，粮价高低，斗有多大，等等。当李中权说，县里准备规定米面的价格，抑制物价上涨时，张国焘扭过头对傅钟说，要傅钟抽时间给中权讲讲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和价格的关系问题。说完就走进里屋去了。走出张国焘的住处，傅钟拉着李中权的手夸他回答得很好！过去，不少人被张国焘问住了，不是罢官就是处罚，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回答不好就要杀头！李中权暗自庆幸，同时为自己编造事实而有些羞愧。其实，张国焘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中权心里清楚，乡支部哪有这样划分成份的，但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张国焘比较在乎成分。因此，李中权也不得不违心说了些瞎话。就是为了这个“成份”，不但是李中权的堂兄差点被害，他大哥被害。连李中权的朋友，红军独二师的师长马骏，也是这样被整死了。不过这次谈话之后，傅钟也专门找李中权说，价格是随着价值波动的，如果死死的规定价格，到最后肯定是行不通的，还专门抽空给李中权讲了两个小时的政治经济学。李中权觉得，了解一些经济学知识对开展工作还真有用处。

“独二师”政委

刚才提到“独二师”师长被害，到底是怎么被害的呢？这要从李中权怎么到“独二师”说起，更要介绍一下这位藏族师长的传奇经历。前面已经提到，李中权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已经是“独二师”政委了。之前，李中权还是天全的县委书记，在红四军撤离天全北上不久，李中权接到四川省委书记兼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命令：撤消天全县委，和傅崇碧同志一起带领四川省委机关4个干部工作队，一同再次北上，傅崇碧任大队长，政委。　1936年4月，李中权跟随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起向北行军，来到西康省丹巴县城。这时，原来四川省委书记傅钟同志，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副主任，当时就住在丹巴县城的红31军的军部里。一天，傅钟同志把李中权叫到军部，向李中权宣布了新的任命：去大金川的独立二师任政委。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那个时候，红四军的部分部队已经越过党岭山，正向着西康省的理塘、巴塘、甘孜县前进，准备会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起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但还有一支断后的部队，和国民党以及军阀的部队对峙着，以保障前方部队的胜利进军。“独二师”的主要任务则是：担负西康省丹巴县地区西起绥靖县东至党岭大雪山的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包括保护桥梁，剿灭土匪并保证主力红军北上经过这段路程时的安全，另外还有筹集粮款，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等。听到命令，李中权当时毕竟年轻，有点愣住了。担心自己第一次做师政委工作做不好。关于独立二师的状况是这样的：1935年夏，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大会师的影响下，散居在川、康两省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和大刀，反抗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在西康省大金川丹巴一带，藏人马骏（藏名叫麻孜阿布）也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并被红军收编，被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全师共有三个团，一团在丹巴县东约百公里处的边耳；二团在丹巴县西约40公里的八望镇，与师部较近；三团在绥靖县境内。师长叫马骏，副师长是由红军派出的金世柏。全师有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胞，骑兵约占一半，装备了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梭镖。他们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为了巩固这支武装力量，加强该师的领导，有1百多名红军干部到“独二师”各级任职。接到调动通知后，李中权在省委直属机关做了些准备工作。先向藏区来的同志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学习一般礼节性的藏语，再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工作方法和经验。两天之后，在部队的护送下，李中权沿着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北上，到达了“独二师”师部所在地八旺镇。迎接李中权的，是一位30多岁的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身着半旧的青锻袍，腰间系着藏蓝色的绸带，袍边和袖口上都镶着宽宽的滚条锦边。那人身材魁梧，体格匀称，脸膛微黑而红润，淡蓝色的大眼睛，透出和蔼诚恳的目光。看完军部的介绍信，他腰身一躬，深深地向李中权行了一个标准藏族礼。“可把政委盼来了，欢迎你，中权同志。我是马骏”，他操一口谙熟的汉语，热情地把李中权迎进师部屋子，一面吩咐警卫员倒荼送水，并通知炊事员备置酒宴。两人坐下，相互介绍情况。马师长介绍说，他父亲麻孜阿交，是个头人，又是郎中（藏族官职名称），虽然已经60岁出头，但还是天天忙着为红军筹粮。其实，在来之前，李中权已经了解到，马师长父亲威望较高，做了不少好事。向往革命，支援红军。已经为红军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不一会儿，马师长叫人送来一套崭新的藏族服，并亲自帮李中权穿戴好。为了让李中权尽快了解熟悉部队的情况，第二天，马师长陪着李中权下部队，与更多的同志见面。随后几天，师长和李中权形影不离，有时向李中权介绍师部情况，有时陪李中权下部队，有时与他饶有兴趣地交流藏汉风俗，教李中权学习简单的藏语。一天晚上，马师长又和李中权聊了起来，他说李中权穿上藏袍，很像藏族人。不过，有些动作还不够自然。李中权不解地问他，藏族的袍子为什么那么长呢？马师长笑着说，这个就像是汉人衣服的口袋，藏袍虽然没有口袋，可装的东西比口袋还多。说着，还把腰带扎上，半身的袍衣就成了一个大口袋。然后，像跳舞一样，身子一转圈，藏袍摆了起来，然后向地上一倒，长长的藏袍把马师长的身子全盖上了。原来藏袍还可以当被褥。聊到高兴的时候，马师长说，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否则就是求爱了。马师长开玩笑似地说：“李政委，你可要小心哟！”那年的4月中旬，“独二师”奉上级的命令，在大渡河右侧的大山林间围剿土匪。这些土匪无恶不作，经常下山进村抢劫民财，残害百姓，有时还袭击红军，严重影响了我军对国民党刘文辉部队的作战行动。红四军要求“独二师”清除这些匪徒。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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