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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除了胜败战争还有许多迷之细节（第1页）

武王伐纣，日子不确定

商纣王后期，昏庸无道，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耗费巨资建鹿台，造酒池肉林，致使国库空虚，又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杀贤臣、宠小人，渐渐失去人心。这时候，周武王伺机而动，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商朝发起了进攻。周武王在进军到牧野的时候，举行了誓师大会，他列举商纣王的诸多罪状，鼓动军队与商纣王决一死战。牧野离朝歌仅70里距离，直到此时，商纣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停止享乐，召集诸大臣商议对策。由于此时商朝的军队主力不在都城，一时也调不回来，纣王只好将大批的奴隶和俘虏组织起来派到了牧野。由于这些奴隶和俘虏非常痛恨纣王，所以一到牧野，他们就集体倒戈转而杀向纣王。纣王当然无法抵挡，在牧野大败，连夜逃回了朝歌。自知无力回天的纣王登上鹿台放火自焚，周武王攻下朝歌。这就是著名的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发生的时间处于商周交替，是中国历史年代的一个关键点。但是由于那个时代史书的编纂只记王不记年，所以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一直存在争议。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是却都无法给出有力的佐证。时至今日，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史学界提出的说法不下20种，但是说法越多，越让人觉得扑朔迷离。

历史学家胡厚宣曾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史学界对武王伐纣年代的一些说法，基本都集中在公元前1130年到公元前1047年之间。在胡厚宣所列举的这些年代里，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的前1066年的说法，他所提出的这个年代曾被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采用。除此之外梁启超所提出的前1027年的说法也曾在史学界流行一时，他主要是根据《史记·周本纪》裴因《集解》所引的年代推算的，他的说法曾被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引用。

之后，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又有过好几种说法。1979年黄宝权和陈华新提出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29年。之后不久，天文学家张钰哲根据《淮南子·兵略训》结合对哈雷彗星出现历次时间的推断提出是前1057年。1981年，何幼琦通过对《小孟鼎》和《瘦赢鼎》铭文的研究，提出了前1039年的说法。

在何幼琦提出前1039年的说法之后，赵光贤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推翻了他之前所认定的前1057年说，而提出了前1045年的说法。他找了非常多的资料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其中包括古本《武成》、今本《逸周书·世俘》、《尚书·召浩》、《尚书·顾命》、金文《何尊》、《令彝》、《小孟鼎》、《五把卫鼎》、《九年卫鼎》等。1990年4月21日，北京文物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北大教授侯仁之就采用了何幼琦所提出的这种说法。

199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九五”重大科研项目。5年之后，发布研究成果的时候，研究者们提交了一个范围和三个结果。一个范围是前1050年至前1020年，而三个结果则是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其中研究者们最倾向于前1046年。而曾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李勇最近又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经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应该为前1040年至前1030年。他坦言，尽管这一结果可能不是绝对的，但是他首创的两种新的天文年代学方法却一定能在类似的研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上古时期史料的匮乏，给今天史学界对武王伐纣年代问题的研究造成了许多的困难，以至于史学界至今依然难以统一说法。

秦始皇的兵工业太先进了

河南省西平县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这些遗迹证明铁器的生产在当时的韩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然而，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四万件兵器却都是用青铜铸成的，这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荆轲刺秦，《史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是说荆轲拿着匕首刺秦王，秦王绕柱逃跑，试图拔剑反击，但是因为剑太长，没有拔出来。青铜材料非常容易折断，所以青铜剑不宜做得太长。秦国人难道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1974年，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兵器，通过这些兵器，人们逐渐了解秦军强大的秘密。在这些兵器中，有一把青铜铸的长剑，它的长度超过了91厘米。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王拔不出剑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以近距离搏斗为主的古代，一旦发动战争，长剑显然会比短剑更有优势。但是，秦国人是怎么解决青铜剑易折断的问题的呢？研究者通过对秦剑进行化学定量分析发现，秦剑的铜锡配比非常好，这种配比恰巧可以让青铜剑的柔韧度和硬度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秦国人又发明了一种叫弩的兵器。弩的射程非常远，与弓不同的地方是弩上弦的时候是用脚蹬的。有人估计，弩的射程能达到300米，而且在150米之内都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而发射弩的扳机也设置得非常精巧，弩的扳机用一套非常灵巧的机械传递，扳机上的牙（挂钩）在放箭瞬间会忽然下沉，所以使用者用很小的力气就能扣动扳机，但扣动扳机所用力气的大小对射击的准确率有很大的影响。秦国人所设计的这种扳机让弩相对于弓来说有了很大的优势。

在兵马俑坑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很多箭头，这些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与其他箭头不同的是，秦军的箭头没有翼面，这样的箭头虽然不如带翼面的凶狠，但是却比带翼面的更加精确，因为翼面容易受风影响而使箭头偏离目标。研究人员对秦军所用的箭头分析之后发现，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流线型箭头，它的三个弧面几乎一样。子弹外形的设计是为了降低飞行中的阻力，而秦军所用的箭头轮廓跟子弹几乎一样。以此可以判定，古代的秦国人已经掌握了关于空气阻力的一些规律。

秦国的兵器不仅在设计上非常精巧，在制作上也非常规整。研究者从出土的兵器中发现，不管是弩还是箭头，秦国人都是批量生产的。由于有统一的标准，秦军兵器的部件可以互换。在战场上，士兵所用的兵器某部分如果损坏了，那么他只要换掉坏的部分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研究人员在出土的兵器上发现很多文字，这些文字大都是人名。秦朝宰相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所以，这些兵器上的人名应该都是制造者的名字。而巧合的是，兵器上出现最多的人名就是“相邦吕不韦”，所以，当时作为丞相的吕不韦应该是兵工业的最高监管人。据相关研究人员推测，在兵器上刻上制造者的名字也是为了方便找到有质量问题兵器的负责人。

秦军之所以可以一统天下，除了将士本身的英勇善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秦国高超的兵器制造水准。在别国还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时，秦国人就以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令后世感到震惊的兵器。

井陉之战，多亏背水之军

在以近距离交锋为主的冷兵器时代，排兵布阵是每个希望有所建树的军事将领的必修课，因为科学的排兵布阵对战争的胜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井陉之战让韩信千古留名，后世的军事家们争相模仿，但是大部分却只得了战败身死的结局。那么，在井陉之战中，韩信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

井陉关是太行山北部的重要军事关隘，位于石家庄以西大约40公里的地方，“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陉”，自古就是军事家们排兵布阵、生死对决的“生死攸关”之地，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韩信带着区区3万新兵要攻克的正是这道被20万赵军把守的险关。

素以“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著称的韩信，在面临多于自己好几倍的赵军时，本就已经压力颇大了，更何况，赵军又守着天险，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之宜。面对这样实力雄厚的赵军，打持久战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赵军比他们耗得起。所以，韩信选择了速战速决。

井陉关口有两条河，一条南北流向，一条东西流向。这两条河在井陉关前交汇，形成了一片状如半岛的平坦地带，而这块平坦地带的正面正好朝向赵军所在的方向。韩信认为，如果直接攻打赵军，不说人数上的优势，赵军光是依靠地理上的优势就能让韩信败兵。所以只有把赵军引到井陉关前的平坦地带，让他们丧失地理上的优势，这样才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把赵军引到半岛地带决战，对韩信来说，还能消除来自侧翼和后方的威胁，这是极为有利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决定了决战地点必须选在半岛地带，那就是他所带领的是那些没有作战经验，作战能力不强的新兵。他认为指挥这些新兵就像“驱市人而战之”，面对这些“市人”般的新兵，韩信自然忧心忡忡。一旦开始作战，这些士兵的士气如何激发，军心如何安抚，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如果留有退路，这些士兵肯定会因为畏惧而选择逃跑。这样韩信一方就必败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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