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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詹姆斯·马奇序

领导力是这样一个主题：读者为其意义而吸引，作者为其暧昧而困惑。除了少数人持有异议，几乎每个人都同意领导力的重要性。然而，以此为主题的大多数著述看来都缺乏深入的理解。有时候，这些作品也能启迪灵感，通常也很严肃认真，而且都富有热情；但是对于其主张，它们一般没有提供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只是不停地做出一些同义反复的结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领导力的研究能够从刘澜撰述的这本书中获益。他在对这类研究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下，突出呈现了对这个艰深的主题的研究中的一些脱颖而出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示了在领导力写作者中，也许还因此包括了在领导者中，存在的重要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植根于领导力的迷思之中，以及被领导的组织的制度化实践中。它们也体现在历史如何被讲述，以及神明如何被膜拜的方式之中。它们是对任何试图找到一种“通用”的领导力理论的想法的挑战，那只不过是汇集一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罢了。

领导力研究如果还有一个未来的话，它必须摆脱掉华丽言辞和油滑概括的专制，必须寻求对那些既体现又超越了文化差异的可验证的主张的小心界定。这样的努力始于对已有研究的认真而挑剔的考察，既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既包括北半球也包括南半球，既要竖起耳朵，辨别各种声音的差异，也要发现差异中可能的共性。然而，其未来最终在于形成一个学者的国际群体，其研究的标准能够发展出高于我们现在表现出来的理解水准。这本书是为建立这样一个社群所迈出的一步。

2009年3月于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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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圣吉序：为世界的领导力（1）

很少有像“领导力”这样被用得太滥、起到的却是反作用的术语。

对领导力的深刻误解

首先，对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有着深深的误解。通常，领导者被作为“老板”的同义词，指“高高在上”的那个人，或者占据高位的那些人——就像人们在这里的用法：“我们公司的问题是领导者担心变革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尽管对于那些身处权威地位的人来说，这个评价也许非常准确，但是把那些有职位权威的人定义为“领导者”既显得多余，又传递一种无力感。糟糕的是，它把领导力跟CEO或者总裁这些职位中体现的正式权威混为一谈。更糟糕的是，它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只有在这些职位上的人才是“领导者”——而且根据其定义，其他任何人都不是。

有意思的是，“老板是领导者”的观点也背离了英语动词“领导”（lead）的本来的意义：它来自印欧语系词根leith，意思是“跨越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力是向前迈进的一种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方式能够鼓舞（inspire）他人——这是另一个与领导力相联系的词，意思也很恰当地指“带来生命”。因此，把领导力更深刻地理解为行动而非职位彰显了人们一直推崇的这些能力：勇气（来自法语cuer　age，意思是“眼泪或者心上的口子”），承担风险，给一项挑战性的任务以生命从而创造出一块充满想象力、投入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社会领地。

把领导力和职务权威区分开来，是刘澜在这本书中谈到的领导力作者们几乎一致同意的一个要点。这带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如此杰出、知名的这些作者们都持一致意见，为什么这样的误解还持续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尽管这些作者拥有广大读者，我们也不该高估他们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主题上，人们有着强烈成见，历史有着强大影响，思维和行动的习惯由来已久。

正是由于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倾向于把职务权威混同为领导力。无论是由于人们有获取这些职位的野心，还是由于对拥有这些职位权力的人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担心，还是由于希望出现一个新的“英雄领导者”来拯救我们的浪漫愿望，对等级领导力的顶礼膜拜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我不是说来自高层的或者等级职位上的人们的卓有成效的领导力不重要——恰恰相反。但是，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不管把身子转向何方，我们都面临只靠等级领导力——不管它是多么卓有成效——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看重职位领导力所造成的恶果是我们的注意力被灾难性地转移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力挑战

例如，各地的企业都在追求创新。但是这要求组织中上上下下的领导者要意愿承担风险，把大胆新颖的主意付诸实践，从中学习。成功的创新来自在技术、市场、战略以及运营等多个层次上的学习的协同作用，最终才能培育出广泛传播和经久不息的新思考和新实践。这样的变革不可能仅仅来自于高层的驱动。

更进一步说，越来越急需的创新将是重新塑造超越个别组织的更大型的系统的创新：在价值链的层面，在产业的层面，在城市的层面，在经济区域的层面，最终是在社会的层面。我们需要学习打造在经济福祉之外还产生社会和生态福祉的价值链，而不是为了盲目追求利润和金融资本而掠夺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我们需要发展更绿色的城市。我们需要改变那些体现了惯性思维的实践，它们伤害了农业和渔业的整个产业。在这些产业，生态系统的破坏已经是一个危机：世界上一半的表层土已经在工业时代消失；三分之二的渔业已经崩溃或者正在崩溃。在这些产业，社会资本的丧失不仅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每年约有5000万人因为农业经济的崩溃而从农村移居城市，最终却屈身于贫民窟或者棚户区之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彼得·圣吉序：为世界的领导力（2）

的确，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全球化新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我们需要建立再生型经济，而不是继续现在的攫取型经济。再生型经济效仿并强化它们最终依赖的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体系，这是系统化变革的挑战。这不但无法通过个体组织来实现，而且如果没有跨部门的创新，没有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参与，没有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进行的合作，也将无法实现。培养并联合为系统化变革所需的不同形式的领导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力挑战。

这样的挑战使得重新探寻对领导力的更深刻的理解变得如此重要。刘澜根据他对“领导力大师”的研究，提炼出的八项修炼指向了这样的要求：更深入和更系统地思考，甘愿从失败中学习而不是假装知道所有答案，致力于自身作为人的发展和成熟而不是追求职位权力和相关的权谋。

工业时代的末日“时钟”

这种领导力转变的迫切性超出了许多人已有的意识，因为建立再生型的企业、产业和经济的必要性就在此时此刻。第一次，我们有了一个用以度量工业时代以及它所助长的攫取型经济的末日的“时钟”：史无前例的全球气候失衡的危险。

上升的气温、更加肆虐的风暴、四处蔓延的干旱所带来的损失，从财产损失、农作物歉收、疾病传播，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保守的计算也已经达到每年数千亿美元。如果海平面上升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类灾难，而现在看来似乎不可避免，如果现有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现有水准比工业时代之前高出约50％；而如果照常发展下去，在本世纪中叶将高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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