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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痛的心（第2页）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天才——这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伟业的。

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已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视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就不算什么。然后，就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历朝历代专制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洞的架子。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专制统治形式下的奴隶。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影里醒来。在评介舍斯托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纡缓”

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鲁迅那代人曾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始，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去世不到20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走了回头路！为此他痛苦地说：“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

“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渗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前走，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所谓‘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抗战，……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理性，辅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全局性）的方向”。

1999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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