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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四回 北伐檄文上（第1页）

徐达凭借刘伯温锦囊妙计攻克平州，张士诚火烧宫殿惨死，方国珍得知消息立刻来降，方国珍自然就是趁着陈友谅兵败之时自立的那个人，如今同样归降朱元璋，当年红

巾军起义的各路英雄如今死的死降的降尽数归了朱元璋。

平州安定，徐达留下汤和、郭英守卫平州城，自己率队赶回金陵，朱元璋亲自迎接，身后不远处站着军师刘伯温，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同样分列左右。

众人齐声道：“参见主公！”

朱元璋快步上前道：“此次南征辛苦诸位了，今日特备下酒宴为诸位接风洗尘。”说白了就是庆功宴。宴席之上，朱元璋大赞徐达统兵之能，徐达为人低调谦虚功劳完全分与三军将士，朱元璋连连点头，自从接连战胜陈友谅、张士诚之后一些将领居功自傲，其中就包括自

己的侄子朱文正，当日洪都一战立下大功，更是凭着自己是朱氏子孙开始嚣张跋扈，已经引起朱元璋的不满。酒宴之上，朱元璋终于提出北伐之意，虽然占据江南之地，毕竟大半国土依然掌控在元廷手里，那就是北方，北伐既是向北进军攻伐元廷之意，攻下平州，朱元璋大喜，

立刻找到自己的智囊刘伯温商议北伐之事，所以徐达等人回来之前这些想法朱元璋早已烂熟于胸，不过是趁着这个机会说出来罢了。

常遇春自然第一个愿意，“打，必须打！”

刘伯温道：“主公提议甚妙，如今我军平定张士诚令元廷闻风丧胆，兵士士气高涨，正好趁机长驱中原！”

华云龙道：“云龙愿领兵出战！”华云龙这次讨伐张士诚立下大功，同样展现出帅才，不过与徐达相比似乎还是要差上许多。朱元璋目光落在自己的爱将徐达身上，这次北伐的关键依然还是徐达，毕竟徐达的才能诸将之中乃是最佳，为人稳重谨慎，行军打仗最忌讳鲁莽，所以常遇春只能为将不

能为帅，而最主要的是军中将领包括常遇春在内都服徐达，这点十分重要。

徐达起身道：“徐达愿领兵北伐，为我主一统中原！”朱元璋心中大喜，嘴上确道：“自起兵以来，与各路豪杰四方征逐，能有今日得益于谨慎，临小敌如同大敌，又有诸位相助故常胜之，今百姓依然生活在困苦之中，一心兴

兵讨伐驱逐鞑虏复我中原，切不可心生轻视之心，万事需谨慎行事，以保万全！”

常遇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今元廷各自为战不足为虑，依我之见可直接兴兵元大都，重拳直捣元人心脏！”

朱元璋呵呵一笑道：“勇当先锋，所向无敌，谁也比不上常将军，只是孤军深入太过凶险，虽不失为良策，确是有些冒险！”

徐达道：“主公可有进兵之策？”朱元璋起身拉开身后布帐，众人注意力多在酒菜之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大帐之内什么时候多了一块布帐，朱元璋伸手猛然拉开布帐，布帐之后恰好是一张行军图，上面沟

沟壑壑十分清楚，朱元璋早已用笔在上面勾画。众人起身来到近前，朱元璋道：“第一步应打山东，撤其屏蔽，打下山东挥师西南，进攻河南，断其羽翼，转而西进，拔潼关，据其户守，如此左右羽翼、退路、门户完全

被我军掌控，元大都势孤援绝，便可以不战而克之，天下可得！”

众人齐声道：“主公明断！”

朱元璋道：“诸位回去歇息，待休整数日立刻兴兵北伐！”

众人离去，朱元璋目光落在这份行军图上，看似小小的一张图确是涵括了中原大地，总有一天我朱元璋要将所有的土地尽归我所有。

人的野心欲望会随着人的地位的提升不停的疯涨，直到有一天彻底将自己毁灭。

一番休整过后，朱元璋终于露出自己的锋芒兴师北伐，大元帝国昔日不可一世的霸主终于露出前所未有的疲态。朱元璋命当时的儒家名士宋濂起草讨伐檄文通告天下，这位宋濂可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子，深得朱元璋信任，朱元璋的几个儿子包括最喜欢的皇长子朱标同样交给宋濂教导

，朱元璋十分重视皇子的教育，可见对宋濂学问的推崇。宋濂生于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学家，字景濂，号潜溪，谥号文宪或太史公。浦江（今浙江金华市付村镇上柳村）人。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

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据说年青时非常帅。

他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质朴简介，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

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宋濂青年时代曾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

富，首推宋濂”。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

《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

》）；“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

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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