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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文语言及其他（第1页）

——兼与李建军、摩罗先生商榷

2000年，周实先生执掌《书屋》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洋洋数万言，说的都是汉语不行，早已过时了，应当和世界并轨，以拼音代替。我当时就很不同意，把意见去信告诉了周实。

2001年，摩罗兄在《大学生》、《粤海风》上撰文呼吁，“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并在《因幸福而哭泣》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2003年，我和李建军兄同时受友人之托，写批评贾平凹先生的文章，都有三万来字，我的题目是《乱弹贾平凹》，写了平凹好的方面，也批评了他的不足，评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也评了他的长篇小说，如《废都》、《浮躁》、《高老庄》等。我高度赞扬贾平凹的语言，尤其是他写景、描摹某些细节心理上的文字，单这方面看，可以直追《红楼梦》，深得《红楼梦》、《金瓶梅》、唐宋八大家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美文”传统或文言传统真谛。

其有关不足的地方，如贾平凹的缺乏现代人精神、品格，有些小说细节设计上的可疑不真等，我和李建军不约而同都谈到了。但由于李建军只批评《废都》，侧重点也和我不一样，有些问题我注意了，他未涉及，有些问题他注意了，我未涉及，这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我们居然也有得出了完全相反结论的，这就是他把《废都》批得一无是处，尤其用统计的方法，批评了《废都》的语言，那简直就不能要了。

李建军的大作写成后，一拆为三，分别在2003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发表，很快又把它们都给我寄了来，我看后觉得很痛快，从他的角度说，有理有据，咄咄逼人，也人木三寸。可我的结论，为什么和他那样不一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2003年7月25日，《文艺争鸣》的编审朱竞女士来京，约了资深编辑、作家岳建一老师和我们聚面，“蒋泥遭遇李建军”，席上我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竞就要我写成文章，来和李建军“争鸣”。

岳建一老师则在中间笑道：李建军从文本出发，走的是纯粹语言或语法分析的批评家路数；蒋泥本身搞创作，读诗不少，走的是文学家的路数，被贾平凹文字里的诗性、灵气打动了。而且，朦胧诗和中国古诗里的不少句子，是无法用语法来分析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批评的两条路数——学者的路数和作家的路数。

作家是讲悟的，学者是讲理的，就有了分别和差别，从各自的路数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错。

作为优秀的学者，李建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贾平凹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想当然的语言，至多来自书本，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在细节安排上的失真，使作为外壳子的语言，同样要不得。

我发现，李建军的立论依据，是以目前的生活语言前提的。但问题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过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功绩不谓不大，但他们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此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他们“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这并非虚辞。只要读读那时候的文章和时下之笔墨涂鸦，尤其那些“土八股”、“洋八股”等，即立现高下。

中国汉字经过几千年锤炼，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气蕴，它是感悟的、包含人性美的文字，吟诵中自有意韵。

周作人就说，汉字的特点是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形象的、感悟的文字。在它背后还有一种和谐．流畅的人性美。

由这种特性的文字组合起来的经典文章，内部就回旋着自然的节奏与韵律，久久诵之，一朝顿悟，才能体会出文章、语言内部的韵味和结构上的匠心。

“诗不可译”，同样，中国经典的古文，翻译成白话也极为困难。一者许多时候它是多义的，一部《老子》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读出新意；二者一旦翻译，不免要丢失文字中的一些美和内部透露出来的十分微妙的消息——它的音乐性、内含的气韵，以及一层模糊的、属于直觉感知到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再者就是语言的精练。

胡适那一代作家，写出的东西很耐琢磨，多半底蕴浑厚，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有古文根底，有的后来到西方留过学，博古通今，笔底的白话文不需太多的自觉性，就已融通了文言的肌理、精血，“天然”地带了历史文化的气息。

而况白话本身，比较通俗，要求大众化，任其发展，其演变趋势必是越来越“粗糙”、简单、实用、平面，这是与大众要求相一致的。单单学习这样的语言，很难掌握汉语之精妙。这时，就需要通过学习雅致精深的古文，来提升自己谋篇炼字的艺术技巧和本领。

现代人写文章太过“明白”、“大白话”，就在于深受其害，学古文太晚，不通文言，对历史文化一知半解。而没有了这个底蕴，全面切断古文化资源后，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来，整个文化层已然断裂，文字内部就很容易苍白、空洞，没有多少文化气息了。

这种文体最初成型于激进的“左翼”作家们笔下，鼓吹粗俗，接近于口号，是一种“土八股”。相对于土八股来说，现行文字中又出现了一种“洋八股”——形式上花哨、华丽、铿锵有力，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类于时下的报纸社论。

“文革”以后的作家，有一点成就的，如贾平凹，都恶补过古文，系统学习、深入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化。不把这一课补足，文字上不来，文章不耐看，那就真像唐德刚说的，“不堪一读”、“不三不四”了。

所以，古文既是汉字的“根”，也是汉语的“根”，更是我们生活的“根”，文化的“根”。“根”不壮，“枝叶”不茂。

港台对于古文的教育，就比大陆好一些，它们更没有出现由于“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坏，而引致的全面性文化断层。

因此，李建军根据目前那些千疮百孔的语法规则与生活语言标准，来衡量贾平凹这么一个有意抵制时下文体的作家作品，就有了许许多多看不太顺眼的地方。

我之所以有这个体会，是因为自己在写小说、散文时，也很自觉地、十分小心地规避着它们，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敏感地规避，像防着瘟疫和“非典”。

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或古文，至不济也是明清白话，如金庸笔下武侠小说那样的，都是对日常生活用语的提升或提炼。目今这一传统已四散飘零，面目全非，只在老辈子作家们那里，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沈从文、汪曾祺等，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例如，他们很少用“喝水”、“喝茶”，更多用的是“吃水”“吃茶”或“品茗”等。因为一个“喝”字，带了大的响动，是一般百姓的喝法；“吃”和“品”则是悄无声息的、不带响音的，是“文明人”的喝法，象征一种修养或教养。

贾平凹师承不在“左翼”作家，不在“喝”那一边，这是他日后语言能够高人一筹之起点与终点。其后，他用了大量的心力，才练出来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来抵制流行话语的侵害，虽不那么彻底，不时也冒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颇多的文字，但由总体说，他文字里流动着博大的生命气韵，柔软地包容一切，尤其对遏制那种刚烈、蛮狠、霸道、充满血腥与攻击性，而内容空洞的“文革体”、“红卫兵体”、“大字报体”，有极大解构功能，是在世大陆作家里最优秀的之一。

这一点，即便是我这一代的“新生代”中，也难说有几位能自动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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