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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1页）

一、总论

王朔是假流氓，是伪小人，是半个天才，是中国文坛最具商业眼光的作家，常常成为热点人物，遭到“夹击攻打”也就不能避免。

我不想加入这一行，我和他都是玩小说的，是他“嗤之以鼻”的“作”“家”——坐在家里“作秀”的人物，这身份限制了我，要不是这样，别人定也会抓我的把柄，把我像婊子一样糟蹋了，我还要落个“文人相轻”的骂名。

对王朔的总体态度，我可以借他一句话来坦白：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像新出厂的汽车，都安装好了，十万公里无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个人，都带着一身故障在路上边修边跑，跑得远的那个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时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我修理能力。我觉得王朔说这话并无调侃自个儿的意味，因此，既然他感到“自我修理”的能力不够，那我就做篇文章“修理”“修理”他，让他能跑更远的路，用不着把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了。

“假流氓”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电脑问世，发明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关键词”后，我们都喜欢有事无事在这方面做文章了。我不能免俗，“修理”王朔不妨从他的文风和作品里的这些“关键词（句）”人手。最轻松省事的，当然是看看他那些作品的题目，最初的成功，他就是靠了“讨巧”的题目。

他说：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什么好卖。当时我选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写这篇，但这个题目，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

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果不其然，我不认识《当代》的编辑，稿子寄过去不久就找我谈。我要是写一个农民，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此后，王朔学得乖乖的，一发不可收，基本上用的是“惹是生非”、具有广告效应的题目。他不光在题目上费尽心机，具有商人样敏锐的眼光，内容上也精打细算，什么货配什么人《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顽主》这一类就冲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后来又写了《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跟这帮人打个招呼。

算计狠了，就犯忌，凡事物极必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所以，一些文化人看到其中的坏作用后，站出来声讨他，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有人会问，从这点看，他的文章究竟“坏”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坏就坏在把某一类人特定时间、地点的心态高度概括、抽象出来，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口号，甚至作为文章的题目，以至于看过王朔作品的人，最终能记在心头不忘的，往往就是这些口号。

单有口号也许还不算最坏的，受它影响的人在真实的生活中，不过就是不自觉地以此作为认知生活、图解生活的工具，把复杂多变的世界简单化处理，最坏的结果不是这个，而是它所传达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思想”与流氓意识。

王朔，一个“假流氓”的话语泛滥行世，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觉地以这“r”为旗，甘当“王家军”，流氓意识渗透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不论官场，还是商场，不论学界名流，还是民间百姓——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这有一个成形过程，在王朔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文风：一分为二

先看他的文风。我认为他的文风不仅受商业因素影响，更有20世纪“革命文化”的潜性化制约。

王朔曾说1949年以后，“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它的源头就是“左翼文学”，而“左翼文学”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

在这句话中，王朔的说法当然很有问题，他只看到了“左翼”，当它是“五四”文化单传的一脉，诚然以偏盖全了，不知晓中国现代文化史。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文化”有多个声音，“左翼”只是其一，认为“五四”新文化单传了“左翼”，不仅把“五四”误传误解了，而且将它狭隘化、歪曲化、政治功利化了。

王朔不知道这些，这还没关系，要命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化”的歪读。

他说，“五四”新文化的具体内容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越当着枷锁，当着新生活的绊脚石”。

王朔好讲大话，他连“修理自己”的能力尚怀疑，又何能“重新审视”其余、审视“传统文化”呢？

但他做到了，他自以为做到了。

猛一看，我不得不承认他“果真”做到了，只不过用的方法不入流，拿他评价琼瑶的话来敬，那就是技术还“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

你说“A”好吗，我偏偏不以为然，我偏说“非A”好；你说“A”不是枷锁、绊脚石吗，我偏说它就是枷锁、绊脚石，“非A”才是新的、不容疑的。

如果我们将王朔上面那句话进行简单的逻辑延伸，得到的就只能是“A”与“非A”这两个极端，它们之间毫无包容性，不存在包容性，惟剩的是排他与独大。

因此，从这种认识出发的王朔，所自觉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了红卫兵式的打倒一切、反叛一切！他做文章时的最大技巧，也就成了把大众、别人、流行的话语反过来说，调侃着说。

这就是他的“天才”和“小聪明”的极点与极限。

至于其间的分别，他不是毫无意识，他宣布自己不同于红卫兵，“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为行为上的暴徒”，因此，他们的“造反”

不好。

什么样的“造反”好呢？

什么样的人算得上“好汉”呢？

进而，什么样的文化算得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呢？

王朔认为：“若仅是文化上造反，思想上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今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不能兴旺发达，大人、小孩都作了港台通俗和大众文化的俘虏’，原因不过是“‘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所以，王朔这样的更后来者现在惟一的使命仅在于“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新时期文学的功绩正在这里，它的作用是“拨乱反正”。王朔类的“拨乱反正”者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当之无愧的“好汉”，是另外的“正统”

“正经”，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正统与正经”。

他承认自己的“‘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他的“粗鄙”对应的是“中国式的假正经”，这心愿是好的，我也持相同看法的，但是，有了心愿不等于你就能实现心愿，依照王朔的那点子修为，他不谈“文化”、不谈“思想”还罢，谈起来就露馅儿。

且看看他拨的是什么“乱”、返的是什么“正”。

王朔说，他所要拨的“乱”就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那个“正”也就是“五四”新文化，即“左翼文化”。

有了这偏见，他就贸然断定，“传统文化”是今人积弱积贫的罪人，“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

记得混沌学上有一个说法：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极为偶然地扇了一下翅膀，它所形成的动力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最后就很可能在纽约引发一起龙卷风。王朔们喜欢“妄说”，把当下的种种罪过，全归咎在“传统文化”身上，从而再把这文化全盘、彻底推翻，重新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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