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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人类学方法对音乐美学研究的启示（第1页）

当今时势，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新理论的借鉴应当以阐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文化实际问题为旨归。任何理论依托与特定的文化沃土和时空背景，而任何时空背景与文化沃土都可孕育出理论新质。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理论的普适性，而只是说，在东西文明传统和区域文化差异明显的情势下，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任何新理论不见得天然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力度。区域文化的调查研究以及理论根基的确认，由此变成是检验原有理论并构筑新理论的重要环节。

学科分类体制源于19世纪，在20世纪更趋完善。分科越细，相互间的沟通就越少，人类知识一方面要系统化，多层次化；另一方面，随着知识创新，又需要不断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突破不同学科习惯上形成的封闭式吸收圈子，鼓励不同学科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相互跨越各自学科边界，到对方领域看看，寻求相互沟通的契机和学术创新的突破口。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音乐美学研究一直着力于音乐美的本质、美的各种属性等一些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论争中，此间也出现许多新的方法和观点，但并没有使音乐美学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于是，不少学者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音乐美学流派被介绍进来，音乐美学界的一些前辈采用西方音乐哲学、美学的方法论和观点对音乐美学进行研究，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打开了视野，但同时也存在着如何将这些西方理论的原则和方法更好地吸收和融贯到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之中的问题。同时，在现有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著中，基本上是以汉族美学思想为主题来论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我国是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汉族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但汉族的美学思想曾与周边的众多民族发生关系，吸纳不少其他民族的美学精华，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应该说，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仅有汉族音乐美学是不够的，还要给少数民族音乐美学思想以足够的研究。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与深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正在发生着巨变。一方面，一些层次更高、综合性更强、视野更为宽阔的新学科应运而生，一系列突破原有疆界而实行新的分化与整合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跨学科研究盛行；另一方面，同这种高屋建瓴、覆盖面极广的宏观把握相对照，学科分类却愈益细密。探索物质微观世界和精神深层结构的奥秘，越来越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鉴于此，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综合性研究、边缘性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应逐渐被重视起来。我个人认为，当今我们应以开放的眼光去看中国和世界民族之林，通过丰富多彩的审美实践活动，在广泛吸纳哲学、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来完成音乐美学研究困境中的一次突围。

音乐美学与人类学学术传统的交汇延伸，有赖于学术以及对象的新统合和区域调查的有效实施，将中国各区域各民族审美文化资源纳入到音乐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视野，这种涵盖中国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精英典籍文化和民间口传音乐文化，以及由中国全境各区域原初文明传统的学术视野，所深含的学术原创性价值，将与日俱增地引起人们的重视。区域民族文化艺术蕴含的审美文化和人性的光辉，将随着民族自我中心话语霸权的消解而日渐引人注目。

音乐美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视野，作为音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其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外延相当广阔，涉及自然、社会、思维、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知识。尽管音乐美学与人类学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还为数不多，但近年来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倾向，企图把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以找出美学新的研究方向与内容方法已经出现。

启示一：音乐美学与人类学学术取向和旨趣的符合

1．从音乐美学研究的危机谈起。在西方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理性主义和思辨方法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艺术是理念“摹本的摹本”或“影子的影子”，从而奠定了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用“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解释美和艺术，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其《诗学》充满了严密的演绎推理，开创了西方美学及音乐美学的思辨方法的先河。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夸大理性和思辨在认识中的作用，极力推崇甚至绝对化演绎法，贬低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以此建立的解释美和艺术，运用“形而上”的思辨构建思想体系。而将这种学术或理论取向推向顶端的人物便是声名显赫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运用其绝对理念的哲学体系解释美和艺术，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论断，演绎推导出逻辑严密、语言晦涩的美学体系。唯理与思辨，可以说是黑格尔美学最突出的两大特征。

现代西方音乐美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是在突破理性主义和“形而上”的思辨模式之上形成与演变的。现代西方音乐美学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美学流派，但仔细辨析其核心思想倾向和主导研究方法，这些纷繁的美学流派大体可归人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

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两大阵营。直觉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等美学可归人人本主义思潮，其共同特征是反对理性决定审美和艺术的理论，突出主体尤其是审美主体的情感、想象、感觉等心理体验在审美和艺术中的地位，重点研究艺术和审美中的非理性因素；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等美学可归人科学主义思潮，其基本特征是反对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研究审美和艺术，强调对具体的艺术问题和审美经验作出实证性归纳分析。尽管这两大思潮之间在理论和方法取向上形成长期对峙状态，然而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近之处，如在研究的出发点上，都反对从概念、理论模式出发的模式，回避甚至拒绝对美的本质等思辨性问题的回答，强调从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出发，对有关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具体问题作出解释或回答。此外，两大思潮之间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交融、渗透和综合的倾向。

当代音乐美学寻求回答或解释有关音乐艺术和审美经验等具体问题的学术目标，为人类学介入音乐艺术和审美问题研究提供了有利契机。自19世纪末，人类学与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开始了从理性向实证的转向。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完成从古典人类学向现代人类学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标志着现代人类学学科命名仪式的完成，也正是得益于他们开创和奠定的学术范式，人类学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品性，才形成了与其他众多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完全不同的学术取向和规范。

这就是从抽象玄思转向实际求证，从“摇椅”走向“田野”，放弃既往知识界在“纯思”的抽象理论天空翱翔的癖好，从而面向琐碎、具体而充满灵动之美的世俗生活，遵循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整体观理念，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这种文化对话和文化相遇，最后以民族志的文化书写方式进行学术表达，以观察一体验一追问一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思想观点或者理论框架的归纳、提炼和构建。正是如此，从而一旦人类学介入音乐艺术问题及审美经验的研究，实质就意味着它找到了学科理念得以付诸实践的具体路径，能够充分发挥该学科的擅长之处，即对具体文化事项的观察、体验、描述、分析或解释。人类学对音乐艺术关注的这种取向，若置于整个人文、社科发展思潮中来考察的话，它既符合人本主义美学反对理性至上、从概念出发而回归人和审美主体及其经验的学术取向，又符合科学主义美学反对“形而上”的理论演绎模式而追求“形而下”的分析具体音乐艺术问题和审美经验的旨趣。

这种学术取向和旨趣的符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消解了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长久以来的对立。具体而言，人类学对音乐美学、艺术的关注而形成的研究模式，从学理和实践层面上有效兼容了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的学术取向，这两者间的兼容为学科视域的刷新和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音乐美学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在消化、容纳中国的学术资源时，这种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话语系统发生冲突，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之间也具有相斥性。由此提出了如何有效利用中国的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经验的人类学阐释问题。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根基，应该建立在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解释的基础上，这包括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由此制约的心理习惯和审美习俗，这些都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当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对东方和中国文化加以异乎寻常的关注。佳·查·斯皮瓦克1992年发表《论艾柯》一文，认为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自恋情结已走向极端，建议转向对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寻找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她认为西方文化以喀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变成水仙花，喻指自恋性，与视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则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心理特点，以艾柯（古希腊神话中哈索斯的情人，求爱被拒绝后化为山谷中的回声，喻指恋他性，与听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兼爱、利他、含蓄、流动性等特点，正是西方文化走出以主客体二元划分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作为中国学者应当妥善地利用中国特有的学术资源，包括典籍中的大传统，也包括长期被忽视的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以图在理论上有所贡献。我们不应仅局限在搜集、整理自身学术资源的水平上，还应当以此为基础，去作出理论阐发，这样才能发展中国的音乐美学，并在世界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2．音乐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美学及音乐美学与人类学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可以这样说，美学在其发育的早期阶段，就与人类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早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已经存在。人类学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美学运动有很深的联系。例如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的文论中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诗歌应当到民俗中、到乡间去寻找已经逝去或模糊的传统，把这些传统找出来，用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才是真正的，最好的诗歌。他们的观点与人类学观点不谋而合，到乡间去寻找已经消逝的文化传统，正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强调的。维柯的《新科学》既是一部美学著作，也是一部人类学著作，是美学与人类学融为一体的著作。在该书中，维柯提出一个曾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诗是人类的母语。维柯所讲的诗是广义的诗，在人类早期指神话，在浪漫主义时期是艺术，它表达着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深刻交流的媒介，人可以通过诗这种母语，超越种族、阶级、时代的界限进行交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美学运动在研究对象上与人类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对原始社会、原始文明（主要是神话）抱巨大的兴趣，都对社会进步后乡村民俗中仍以某种形式保存的远古神话的残留抱有巨大兴趣，这体现了两者有着共同的理念。

在德国古典美学阶段，美学与人类学曾处于“热恋”的关系。德国古典美学从温德尔曼开始，到黑格尔、费尔巴哈，是美学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美学之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美学吸取了当时人类学研究提供的资料和思想资源，在一些伟大的美学家身上和著作里都可找到这种影响。康德的哲学、美学思考都建立在人类学之上，康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这同时也是一个地道的人类学问题。但康德与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他没有对某个种族、文化进行具体的研究，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开创了哲学人类学的先河。

费希特的哲学讨论了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即主体性与他者的关系，认为自我与非我是一种辨证的关系，人通过非我来发展自我。20世纪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讨论不同民族文化自我的形成、发展问题，从中隐约可以看到费希特的影子。

黑格尔《美学》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讨论了主体与对象（环境）的关系，先后有环境压倒主体、主体与环境相平衡、主体压倒环境三种关系。主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美学中又被再度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有学者建议把黑格尔主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称为人类学的美学，认为他所讨论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正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黑格尔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和美学思潮，其特征是以主体为中心，人的存在和利益压倒环境，这种人类中心论正是19世纪至20世纪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倾向。但西方美学界近年来又出现了环境美学，力图打破人与环境相对抗的文化僵局和理论困境。黑格尔的思想从康德那里延续下来，对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提出的三种关系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了人类文化的基本类型，直到今天，他的观点对美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都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这样说，在德国古典美学时期，美学事实上走在了人类学的前面，美学以哲学人类学或审美人类学的形态引导着当时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引导着人类学。

20世纪的美学和人类学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丰富。两者的关系从美学影响人类学研究到人类学发展影响美学及音乐美学的研究，从一方受另一方影响变为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以下学者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如诺·弗莱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础，他的原型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是西方批评理论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向文化研究转折的标志。在原型批评理论和实践中有大量人类学的方法、理论、材料，它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人类学。还有，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批评中就出现了直接以人类学命名的文学批评学派也称剑桥学派。该学派用人类学的资料来解释文学作品、艺术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尤其在对古希腊戏剧等方面的研究上有很多实证成果。此外萨特的美学、文学理论受人类学的影响也很大。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在法国得到蓬勃发展，出现涂尔干、莫斯等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学派。对萨特影响最大的是人类学关于个体和他所创造的文化对象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萨特早期所作的《影像论》就具有很强的人类学色彩，他把人所创造的审美对象称为影像，就人与影像的复杂关系提出一系列重要而有影响的意见。有一点值得注意，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一直存在着对话性的关系，萨特的思想中一直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子。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最后一章就是与萨特的对话。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在20世纪60年代以巴黎为中心形成了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学派，其影响延续至今。与列维·斯特劳斯同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对美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阿尔都塞学派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阿尔都塞5人小组中就有两人是人类学家，可见阿尔都塞的理论与人类学的密切联系。其二，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强调仪式的作用，从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开展对认同的研究，认为主体的再生产通过认同机制而实现，阿尔都塞曾引用帕斯卡尔的话：“对待上帝，一跪下就是承认，”来说明认同具有的巨大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源于社会性的仪式，通过仪式而产生个体的文化认同。如果说阿尔都塞的理论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阿尔都塞侧重对现代社会中仪式作用的研究，而人类学侧重研究古代社会的仪式。审美活动在远古社会中与一定仪式相联系，那么在现代社会的审美活动有没有一种“无形的祭坛”存在着？也就是说审美活动是如何被文化常规所约定俗成的？阿尔都塞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开创了研究这一现象的道路和方法。

精神分析美学与人类学也一直存在着密切联系，前者讨论个体自我，而后者讨论社会自我或文化自我。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遵循从个体的心理情感的研究走向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情感研究的轨道。弗洛伊德早期研究个体的精神障碍，但他的晚期著作明显地转向了对普遍性心理现象的研究，可视为重要的人类学著作，弗洛伊德对图腾、禁忌、宗教等文化现象提出的观点已成为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在他之后，荣格对无意识的研究，更是大量使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得到重大发展，影响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范围，主要受益于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个是语言学的影响，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悉；另一个是人类学的影响，这是国内学术界没有注意到的，其实，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拉康精神分析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语言学。拉康对隐喻和换喻的著名研究一方面来自语言学，另一方面来自人类学，或者说他的表述方式借用一些语言学的概念系统，但内容方面却来自人类学。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B·西律尼尔克的人类学著作《感情粮食》就提出了情感人类学的概念。这部著作通过人类学材料和精神分析证明人类情感的人类学基础，它能通过基因遗传延续，并对后代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内涵上说，情感人类学与美学或音乐美学及人类学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实际上当代的人类学研究早已不满足于对原始民族和远古文化遗存的研究，而发展到对人的重要的精神品质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此外，M·巴赫金的美学和诗学也明显受人类学的影响，他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和分析拉伯雷《巨人传》等著作都大量使用了人类学方法和材料。他的美学和诗学与以往的美学理论不同，关注民间、关注普通人、关注仪式、关注人的身体，这些也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3．音乐美学与人类学学理基础。音乐美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学理基础首先是现实提出的要求，其次是学理上的根据。现实的要求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发出问题和理论机遇。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和音乐美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强有力的挑战。很多西方学者意识到中国的学术资源还未充分阐发和理论化，有着极广阔的发展余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纷纷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人类学、美学资源，力图作出学术上的概括，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这是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应该思考并作出回答的。其次，关于中国民间文化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对民族民间审美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是进行开发利用的基础。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试图对此进行挖掘，但如果这种挖掘和利用没有充分的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有可能导致对资源的破坏。如某省举办的国际民歌节，投人大量的资金、人力，但结果却未尽如人意，在举办时间、方式、群众参与等方面都有不少缺憾，这有一个是否符合文化习惯和人类学规律的问题。任何文化都具有强大的强制性力量，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活的文化，其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方式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由于各种文化小传统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结合方式可以有许多模式，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探讨其中能够闪光的结合方式。最后，关于东方文化的表达机制问题，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了，斯皮瓦克就曾提出并强调这一问题。人对同一现实生活的体验，受不同文化教育的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其**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表达方式，不加以认真的研究，就会形成误解，如南宁国际民歌节期间壮族导游的服饰绚烂多彩，采用大红色基调，让一些导游小姐感到别扭，因为在壮族文化中，只有出嫁才着这样的服装。其实，壮族传统审美习惯倾向于蓝、灰、黑等色，这些艳丽的服饰只能说是“伪壮族服饰”。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已成为美学的重要课题，对东西方，对不同民族间的审美表达媒介与审美表达的不同机制的研究，必将推动对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也有利于加深对东方美学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从学理上考虑，这也是音乐美学和人类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西方音乐美学自身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以视觉思维、造型艺术为基础，强调主客体划分，感性和理性划分、艺术与现实生活相区别的美学理论；其次，西方音乐美学具有较强的欧洲中心论和与此相伴随的男性中心论色彩。当代音乐美学必须超越这两点才能得到发展。人类学非常关注母系文化，进入男权社会后，母系文化被压人文化边缘和无意识状态，但仍以艺术变形的方式加以表达。审美最主要的形式即视觉和听觉，相对于其他感觉方式而言，听觉是最精神化和超**性的，然而，长期以来音乐美学在音乐性形象的研究方面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人类学在研究原始文化、民族文化时通过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调查可搜集到大量原生态的音像资料，这些资料对音乐美学的学科发展，对研究音乐性形象的审美表达机制，建立一种超越主客体对立，超越理性与感性截然划分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学术资源。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以往的人类学偏重于对人类生活物质化层面的研究，今天的人类学则需要对人类精神领域做更多的探索，否则人类学无法进入到当代人文科学前沿开展富于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无法进入存在着种族危机、生态危机、信仰危机时代有关人类文化价值的深层次讨论。这些讨论与对话往往涉及人的精神、情感、想象、幻想等高层次品质，但这些品质对个人和社会集团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目前还不够。

人类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人性的最高体现，一是伦理，一是审美，而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加强。因此，人类学也需要往美学、审美的方向发展。

启示二：音乐美学与人类学的学术渊源

1．中外学术发展史表明，美学与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在改造自然的历程中感知美的存在，营造美的特质的生存氛围。所以，美的演进实际上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同步、相交织，共存于人类演化的历史长河之中。

音乐美学向人类学的转向，一方面是新语境中学科整合的必然，到了20世纪以后，原来独立发展的学科之间需要进行学科视野和方法的互补整合，以克服和超越独立发展模式日渐暴露出对于时代的不适应症，所谓跨学科、整合学科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学科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音乐美学自身的内在需要而进行人类学转向，而以探究人类文化的本源为重要使命，以追求“人类历史的还原”和“文化原理的发现”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人类学，以它特殊的现代学科品格，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理念上，恰好能够切合音乐美学的发展需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学介入艺术研究的学术模式，已经为音乐美学内部冲突和对立的化解作出了学理实践，音乐美学要在新时代表现出灵活的现实阐释力，有必要进行人类学的转向。

音乐美学的人类学转向之所以可能，首要原因是美学和人类学两学科间本来就存在着天然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在人类学产生以前，许多美学著作几乎同时就是人类学著作。如提出“诗性思维”概念的重要美学著作《新科学》（1725年）。德国古典美学创始人康德从形而上层面对人作出哲学的理解，实质是与后来的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和学科目标是一致的，即对人作出理解。黑格尔所着重论述的主体与对象（人与环境）的关系，实质也是人类学非常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过人类学的产生。在人类学学科产生的19世纪，欧洲学者在美学领域发展了一种反启蒙的浪漫主义立场，为了对抗理性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浪漫主义者诉诸地方性知识和民族性的感性主义传统，并认为这种传统保存于无文字群体的民众的口头文本之中，应该要回到乡间去寻回这种正在消失的传统并书写到文学中去。这种张扬浪漫主义的美学主张，要求回到乡间、深入民众生活。这种实证方法深刻影响了19世纪诸多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证方法与人类学的旨趣有着一定程度的不谋而合。20世纪的美学与人类学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两者的关系由单向影响变成了互动影响。从事美学或者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有时很难对其作出学科上的归纳。如美学界弗莱的原型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以人类学作为基础的，同时，其原型理论对人类学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此外，美学与人类学最明显的互动奠过于结构主义在两个学科中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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