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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远肇目送着自己的孩子们离开了自己,当谢天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丁远肇却叫住了他:“谢天,回去告诉丁云毅,王清衡这个人不可信,若是闯贼进京,他必是第一个投降的。我留下了王清衡,也是为你们的武烈侯除去一害,让他们切切记得这点。”
“是。”谢天默然道:“大人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丁远肇长长叹息一声:“让丁云毅无论如何都不要忘了,自己总还是大明的臣子。将来无论如何,都请他为大明留下一点血脉来吧。”
谢天默默的点了点头。
外面,马车已经准备好了,二十来个神色肃穆的人正紧紧的护卫在马车周围,一等丁家姐妹等人上了马车,帘子迅速的被放了下来,接着马车急速离开。
谢天怔怔地看了一会丁家,然后长长一揖到底。
此时在丁府里,王清衡焦躁不安,丁远肇却是面露微笑对着自己的夫人说道:“夫人,无论如何我们总还是在一起了。”
丁陈宛荷也在微微笑着:“其实,你还是很为项文自豪的,对吗?”
丁远肇点了点头说道:“是啊,项文这个人虽然无法无天,但能像他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创建出如此大的规模,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办到。而且我总有预感,只要项文在,咱们的大明就亡不了。”
“亡不了,亡不了。”丁陈宛荷笑着说道:“咱们的大明亡不了,咱们的丁家也一样亡不了。”
王清衡很奇怪,为什么到现在这对老夫妻还能够笑得出来...
崇祯实在没有想到的是,战略重镇太原、宁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军,竟然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什么道理?长期积累的弊政导致的总崩溃。从嘉靖年间以来,边防军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在流寇的强大压力下,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的军队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阳,二月初二进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宁武关受到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总兵姜瓖不但拒绝增援宁武的命令,反而向流寇投降,大同不战而下。三月初六流寇进至阳和,副总兵姜瑄投降。三月十三日流寇进至宣府,巡抚朱之冯、总兵王承胤投降,宣府不战而下。
情况就好比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一般。明朝难道就这样听任“大数已尽”无所作为了吗?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当然不甘心,于是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但是,没有一项是奏效的。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九,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来的文书,通告三月初十日大兵抵达北京城下,双方展开决战。
这显然是对大明王朝权威的挑战,也是对明朝军队战斗力的极度蔑视,因此公开告知决战的时间。留给朝廷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为一国之主的崇祯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连续几天由于愤怒、疲惫而茶饭不思。上朝时,他向大臣们说出了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
说罢,痛哭流涕,愤愤然责问大臣们:形势如此,朝廷外面没有人力挽狂澜,朝廷的财政又近于枯竭,怎么办呢?你们能为朕分忧吗?
大臣们一听皇帝打算亲自督师,决一死战,不敢怠慢,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愿意代帝出征。崇祯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难以胜任,一口回绝。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丘愉、范景文、方岳贡等人,先后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这时,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进入内阁的李建泰发言了:“皇上如此忧愤,臣子怎么敢不贡献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况,愿意用自己的家财作为军饷,请求带兵出征。”
崇祯本来就有意让这个山西人带兵出征,听到他的表态,大喜过望,再三嘉奖,并且表示,亲自在京郊为他饯行,显示“代帝出征”的威仪。
李建泰何许人也?他是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进入内阁。
此人常常与同僚谈起家乡遭到战火,愿意捐献家财、出征平乱。看来他的挺身而出并非心血来潮,是有思想准备的。皇帝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家乡一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是当地巨富,军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仪式隆重举行。先是驸马都尉万玮祭告太庙,接着皇帝来到大殿,举行所谓“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与象征权力的节钺和尚方宝剑,一并赏赐给李建泰。然后,一行人等乘车来到正阳门城楼,皇帝亲自主持饯行宴会。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从午门一直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声声,旌旗招展,气氛相当的热烈。正阳门城楼上摆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御席,东面是文臣九桌,西面是武臣九桌,桌面上的酒具是祖传的礼器,皇帝使用的是镶嵌宝石的金杯,大臣们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乐声响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动情地说:先生此去,如同朕亲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
宴会过后,太监为李建泰戴上红hua,披上红色斗篷。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皇帝在城楼上凭栏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仪式,寄托了皇帝与朝廷的厚望。那么,李建泰这个山西汉子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
山西的情况十分混乱,用“三晋披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流寇还没有到,守军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建泰应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条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实在有负于皇帝的重托。皇帝亲自调派给他一千五百名京营士兵,并且配备了兵部主事凌、总兵郭中杰、主管西洋武器的传教士汤若望,阵容不可谓不强。进士程源赶往真定寺,鼓动李建泰,赶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还向凌出示了平阳、太原守备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并不想冒着风险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乱作一团,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阳府城门大开,官员们纷纷弃城逃跑,已经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流寇从蒲州抵达平阳,知府张邻投降。五天以后,平阳陷落的消息才传到京城。情报传递如此拖沓缓慢。
山西地方政府运转不灵,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战略决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为无的放矢的马后炮。
朝廷方面没有确切的军事情报,把北京的防守重点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线,忽视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线,想当然地以为有重兵扼守,确保无虞。皇帝的决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虑“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还可以征调宣大的军队来保卫京师。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难以确保京师安全,充其量只能抵挡刘芳亮这支偏师。况且李建泰并不想誓死保卫山西,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虚张声势而已。他带了一千五百名禁军,在保定一带的粮饷补给都要就地解决,地方官害怕他来征兵索饷,都拒绝他的人马进城,弄得堂堂督师大臣威信扫地。在此之前,御史卫祯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在他看来“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那意思是,不要过于寄希望于李建泰的出征。
李建泰本人并非忠勇之辈,他请求“代帝出征”名义上是为帝分忧,实际上是为了挽救自己家乡富甲一方的财产。但是,当他还在从保定府向真定府、顺德府进发,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时,他的家乡曲沃就陷落了。这样,他挽救家乡的动机,完全没有了着落,像泄气的皮球,几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说的豪言壮语,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击石。从此以后,李建泰无心西进,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观望形势,敷衍了事。
对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祯,听说真定已经被流寇攻陷,以为李建泰已经“为国捐躯”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向他核实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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