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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与重的（第1页）

——荒谬岁月的爱情启示

人类历史上有一些特定的重大时刻。茨威格形容过这样的时刻，说，正如“没有一个艺术家在他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一样，历史上，我们的人类史上，难忘的时刻也不多见，在它出现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酝酿，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些漫长无谓的岁月流逝而去，然后它诞生了，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数不胜数的事件挤压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在茨威格那里指的还仅是“光辉”时刻——值得全人类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刻，那些充满“污浊”与“罪恶”的历史时刻也非一日酿就，当它降临时，一下子迸发出过多的邪恶，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不亚于那些“光辉”的时刻，这两种时刻，我把它们统称为“重的”，以与日常、平淡、无谓的“轻的”历史时刻相对。

20世纪的巨变、灾难俯拾皆是，尤其对于中国，这种“重的”历史时刻出现得十分频繁。在所有重大的时刻之中，最“重的”之一恐怕就是“文革”。

该世纪80年代初，后来的国家主席**曾说，从经济上看“文革”使国民经济收入损失五千亿元，超过了以往3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更可怕的是，冤狱遍地，单是官方统计出来的受害人数就达70多万，其中3万余被迫害致死，身心受到摧残者不计其数，而受牵连的超过一亿，在精神和文化上，造成了空前巨大而深远的破坏。

举其大者就有伪理想主义阴魂不散，至今仍有“青春无悔”者为它大唱赞歌，培养了一大批宣讲血性、权谋、争斗、残忍、功利、狭隘、暴虐、反智、反知，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朝三暮四的精神痞子和流氓。

可悲的是，这些人不仅当时觉不到，积极充当着时代的干将，而且即在今日，几十年过去了，其它方面虽然作出了根本性的改观，但“精神冤狱”还多半被遮蔽着，于是痞性蔓延，流氓成群——我们这个民族里的不少人真像已不可救药！

所以，审视当时的历史，看看我们到底丢失了哪些良好的精神品性与传统，仍是必要和重要的事。

最值得我关心的是“情”“爱”。

曹雪芹、冯梦龙、金圣叹诸人，都曾认为我们民族史上有一个宗教，这就是“情教”。落实到文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性灵派”、“自由派”，并在20世纪由张恨水、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等一脉承继。

但这一脉曾经中断过数十年，整个50－70年代，我们的文学回避、漠视、扭曲、玷污了人之为人的这一最可宝贵的东西，有关感情的一切全被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无产阶级”及其后代和它天然绝缘了！

这里圈出了一大块禁区，人人像逃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它。女子们也一个个脑筋急转弯地“解放”“开放”，当仁不让地撑起“半边天”，连武斗、干活儿都不让儿男，毫不顾及彼此生理、心理上的差异，结果许多人受到伤害，那就不再是正剧、喜剧、闹剧，而是彻底的悲剧、丑剧、恶作剧了！

对于这些，许多人后来醒悟到了，首先站出来发难、清算它们的是文学。分别写于1972、1974年的《公开的情书》（靳凡）、《波动》（赵振开，即北岛），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于80年代初发表，和几乎同时发表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一道，引起广泛的争议与影响，我想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更由于它们触动了那一人人尽有、个个回避的“禁区”，尤其触动了一代青年敏感的神经，经此真实地再现了动荡而灭绝人性的社会环境之对青年人灵魂的挤压、扭曲与重创。

这样的历史时刻是荒唐的，这样的历史时刻更是惨痛的，造成的现实与精神灾难尤见其巨！

内容上：“异”中之“同”这三部有关“情”“爱”的作品，出场的主角全是青年，代表了三类人的不幸遭遇。

《波动》的男主角杨讯是一名“政治犯”，因看到民不聊生而带头拒交公粮，被判刑15年，幸被革委会主任、他妈妈过去的情人搭救。所以从某方面说，他的遭遇是“自作自受”。

女主角肖凌的父母被红卫兵逼死，她本人下乡劳动，和同时下乡的一个男子结合，生下一女，男子回城后，将她们母女遗弃；后来她成为工厂的临时工，偶然结识杨讯，两人相爱。命运里更多地充满了无赖，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

《公开的情书》不同，它的男主角老久，大学毕业后分在大山脚下的工厂实验室，和他的同年人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他更多地让人觉得是一位时代宠儿，激情勃发、浮躁狂妄，不可一世地指点江山，颇令女子心动。

女主角真真也是大学生，高干之女，文革时家被抄了，本人还在上学就被当作“二月逆流”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发配偏僻深山里，当了一名教师，教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所以，她也是一名“政治犯”，只不过不如杨讯幸运，路上无人搭桥拉一把。

最“得意”也最悲惨、痛苦的是《晚霞消失的时候》里的男女主角。

男主角李淮平，出身极佳，爸爸是军界首长，自己当过红卫兵头子，“根正苗红”，一度猖狂横行，自视是革命干将、“无产阶级”真正的接班人，因而整起人来不存一点怜惜之心。他本该毫无觉悟，将自己的整人之事很快忘却，就像今天那些死不悔改的新、老红卫兵们一样，不料整人时，他发现他们所整的“敌人”恰恰是自己刚刚爱上的女孩子南珊一家，由此带来长达十多年的灵魂上的苦痛、折磨——倘使不是这样，倘使他整的是自己并不了解、并不关心的人家，他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悟性，带着一颗忏悔、备受良知折磨的灵魂，度过漫长的无谓人生了！相反，他可能会沾沾自喜，当文革被公开定性以后，说不定就要装着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出现在世人面前。

是啊，文革整个地毁掉了“我们”那代人，不能正常地学习、恋爱、工作，即使“我”也曾助纣为虐，与“我”所受的损失、伤害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那些叫嚣着血脖子精神的旧红卫兵们不正是这样做了、做着吗？这是悲剧，双重意义上的悲剧！回到《晚霞》，我们该问一声，南珊一家为什么挨整？原来她爷爷是国民党起义将领，父母在国外，这样“复杂”的背景，使他们一直不能抬头做人，在尚未被想当然地打成一窝“特务”前，全家人早就开始了他们饱受歧视的历史！

生存环境严酷，南珊打自7岁懂事起，就默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勤苦向学，心灵、精神向着高远的世界伸展，连爷爷都感到了这样做的不正常，但老人家能有什么法子呢？

再后来，文革到了，他们相自被“打倒”，“出身”问题摆在那里，他们理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南珊受到的待遇则是和弟弟一道下乡放牧、务农。

因而，从内容看，文革中的青年即使很得意，那也是暂时、局部的，其长远后果无不可痛、可悲、可哀，也应该可痛、可悲、可哀！

他们“最好的”出路，也不过是抱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从军，如《晚霞》里的李淮平，此外别无选择与可能。

当然，与其说从军是“出路”，不如说它是利弊权衡后的“逃难”，可免下乡修地球之苦，而非真正出于喜爱这门职业。

可是，从军需要门路，一般人家的子女安能于激烈的竞争里获胜呢？

所以，那代人的整体是被动的、迷茫的，看不见任何希望的，连爱情都是一片空白。

《情书》里倒是还有一位热情不减的老久，他似乎得到了这种爱情，但它经不起追究——那是一种畸形、不切实际的“天真”“浪漫”，爱人们投入的热情是浮夸的。

这代人欠缺真正的爱情！

形式上：“同”中显“异”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文革”巨大阴影束缚里挣脱出来的人们，通过文学反映生活时带上了文革时期厚重的历史内容与思考的话，那么，越到后来，距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越远，我们的文学变得越来越轻。

这应该说是正常的。日常生活里的平朴、温馨、悠闲、风趣，是培护健康人性与精神的气候、土壤；不正常的是越到后来，人们只用学来的西人形式和技巧上的一些皮毛，回避掉苦难的现实，鼓吹、宣称自己不再承担什么了。

这样，所有“重的”遭受了空前的放逐。

我们放逐了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同样放逐了我们！

《波动》《情书》《晚霞》表露出的正是那样的“重的”，但在形式上却轻重不一：《波动》写得轻灵、干净，举重若轻；《晚霞》写得深刻、厚重，以重写重；《情书》则努力凸现起明亮、昂扬的色彩，让人兴尽意满，感受着含泪的激动，收获到了“光明”和“喜庆”。

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爱情小说所揭示的“封闭社会”里的人们，对爱情的态度和由此形成的人物命运，虽然各各不同，但前后贯穿，就极为自然地合为一个整体，上演出种种荒谬年月里的世风悲歌，百啭千回，飞鸟无尽的悲鸣样，激荡着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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