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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是神人。她说，写柳昌银，贯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也与柳昌银成了共过患难的朋友。但她也承认，柳昌银的这一段人生道路，是一个悲剧。此段叙述根据1992年9月笔者与女作家何鸣雁的谈话记录。

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执著，他的才干，他的研究成果，却只适用于家乡的局部地区，甚至在局部地区也未能得到公认。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业专家，也就没能为家乡的水稻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是他一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人的，他们太相信“卑贱者最聪明”、“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等教导了，不知道许多专业知识，其实是多少代人不断努力探索、实践得来的智慧结晶，以为不必经过正规的、理论的、科学的专业学习，就可以凭“土知识”、“土办法”创造出前人所未有的成果，这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学不是不能成才，但是盲目自学而无专业的正确指导，则成不了才。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多年的片面宣传，使一大批青年走上歧途，这也是多年来形成的，至今未曾认真清算过的一个误区。

这里当然毫无指责柳昌银之意。这一代知青中，有那么多人像柳昌银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抛洒到了家乡的土地上。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当时的国家能够更注重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农村能够像如今这样开放和流动，如果社会对文化、对知识分子能够有比较公正的态度，这些知识青年所挥洒的生命和汗水，就不会白白流淌，而会得到比他们实际所得更大、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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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来保护自己（1）

我们上面分析了在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的理论上存在的诸多误区。不过，在“###”之前，当一切尚处于开始阶段的时候，实质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在具体操作上的。

从动员安置知青工作一开始，各个环节上的问题便随之产生。

首先就是城市干部在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时采取强迫、欺骗手段的问题。早在1964年4月，###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针对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有的地方，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等知识青年思想酝酿成熟，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下乡去，引起了不良后果，这是值得今后注意的。”“过去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中央还一再强调对于知青下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

可矛盾在于，国家对于每年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是有明确计划的，而真正自愿下乡的知青，又只是少数，完全靠其觉悟，靠其自愿，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人数；而我们上面谈过，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是地方干部所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加上每年任务压下来时，不仅时间紧迫，无暇细细动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有硬性要求，还经常要求地方“只能超过，不能减少”，这使所谓的“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是一句空谈，地方各级组织为完成任务，只能不择手段。

强迫是不太能够行得通的，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引诱”，包括物质上和前途上的两种：

过去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动员，而是用皮鞋、皮箱、被褥，用升官发财，用发展入党、入团来###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0日。

“###”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多夸张不实，但以物质利益，或以入党入团来动员知青下乡的做法，的确比比皆是。知青下乡后发现受了欺骗，会感到极其愤怒，所以“###”一爆发，就有众多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向把他们“骗下乡的”干部发泄怨气，大造其反。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些干部们除此之外，又能以什么方法，把大批的知识青年动员下乡呢？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下乡以后。当然，如果在农村的处境大致顺遂的话，上面的前一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前，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是各类农场。

1962年以后，最早也是最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地方，是国营的农、林、牧、渔场，以及大量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农场，这些农场的知识青年并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农民的包围之中，怎样与农民相处、怎样在农村发挥作用的问题，也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突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上述关于知青工作中管理体制上的、领导素质上的诸多弊病，往往因农场知青的相对集中而突出地###出来，就像“###”期间矛盾的爆发之处总是在生产建设兵团一样。

我们这里先按时间顺序，举出几个实例：

（一）云南橄榄坝农场

这是1963年由当地团组织向团中央作的汇报。

1961年和1962年两年，该农场先后吸收了两批85名青年，占全场职工总数的26％。这些青年都是没考取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是由云南省农垦厅统一安排，从昆明市动员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最大的也只有19岁。初来时，都把到农场当作就业之路、安家之所，还是比较安心的，对农场也比较满意。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2）

到农场后，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在生产队参加体力劳动。日子一久，因无人过问，住房破漏，已有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三人私自逃跑；有的向外写信，说农场坏话，要家长出面干涉，叫老同学不要再来。有个大学教授得悉农场的混乱情况和不让他女儿回家之事，已找到省委###部去告状要人。这些青年虽然暂时被农场用不给转户口的办法硬留了下来，但根本无心劳动，随时借机发泄不满情绪，不服从队长分配，找岔子和队长吵嘴顶牛，经常装病旷工。农场是按劳动日计算工资，有人从家里要钱维持生活，手头有钱就干脆什么都不干，去集市上闲逛，或搞个竹筏子到澜沧江上游泳。3月初，有两人为一件小事动刀殴打，一个手臂被刺穿，送公安局处理。有人听说内地有人经这儿越境，也想试试，有4人以游泳为名企图到缅甸闯一闯，被边防哨截住，才未实现，还有个别男青年在女青年集体宿舍过宿。还发生过一人吞服安眠药自杀事件。

该团组织的汇报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农场来负。农场把这些青年看成是包袱，埋怨上级为什么把他们搞到农场来。团组织不健全，下面支部根本就没人管。农场负责人不考虑他们年纪小，就和成年人一样要求，哪怕累倒了起不了床，领导也不及时解决。知青们住的是竹架的草棚，一刮大风就倒，一下雨就漏水。大部分职工到农场是带家属安家的，可以自己改善伙食，知识青年收工却没人管，还得自己买菜做饭。他们不会安排生活，一领到工资就很快花掉，然后就常喝“玻璃汤”（即清水汤）。居住分散，没有一定的生活管理制度，甚至病倒好几天领导都不知道。他们很少能看到报纸杂志，除了一个半月看一次电影，没有其他文化生活。知青旷工，农场干部采取扣工资、扣米的方法来惩办，常常引起不满和顶牛。有的工人讽刺他们是来劳改的，干部不仅不去制止，反而附和。有个姓梁的知青与卫生所女青年谈恋爱，经常旷工，卫生所负责人就发动群众斗争女青年，不让她和梁在一起，梁感到恋爱无望，觉得在农场没前途，回家没出路（其母改嫁，对他不管），结果自杀身死。很多青年说：“我们是被骗来的，在这里尽干些杂活，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前途，呆下去也是白白浪费青春。”《橄榄坝农场的知识青年普遍要求回家另谋出路》，《团的情况》，1963年第1期。

（二）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粗暴对待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农场在1963年5月以前，曾接收了1402名唐山市的知识青年到场参加生产劳动。农场在对待下乡青年的工作上存在不少问题：

1大会批判，拳打脚踢

农场有些干部对下乡青年歧视、讽刺，说他们是“白面书生”、“小姐”、“为吃大米来的”。解决思想问题，方法简单粗暴，动辄采取大会批判、辩论的方法，有的甚至拳打脚踢。例如，三分场四队郭玉池（团支部委员）与一个工人闹不团结，队干部硬说郭受坏人指使打击积极分子，召开了三次团支委会、三次团员大会批判他的思想，结果郭玉池没要团的关系就离场回家了。他离开农场时对一同来农场的青年袁慧琴说：“劳动再苦也能受得了，可是这种辩论受不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三分场四队张国才，因与班长口角，队干部就开大会辩论他，并且把他捆绑起来，用脚踢他。有些青年说：“我们见到书记、队长就害怕，有意见也不敢提。”　。　想看书来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3）

2扣压口粮、私拆家信

1963年7月，工人李五奎家中打来电报说他父亲病重，让他请假回家。这封电报在队干部手中压了5天，以后批准给他4天假。他到家第四天，父亲因患结核性脑炎住了医院，医生要家属看守，因家中无人，便由他看守两个半月。回农场时从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医院开了三张证明信，交给生产队支部书记，说明超过假期未归的理由。可是队干部不看证明信，硬是决定不发给超假期间的口粮。还有的队干部私拆工人的家信。

3漠视健康

女青年在经期，有的队干部仍叫坚持下水劳动，可以安排一些轻活的也不给安排。她们反映，在女工中约有80％以上的人有妇女病，有的得了关节炎。农场对病号照顾也不够。四分场二队王秀芝，有妇女病、关节炎，右腿麻木，总场医院诊断后叫她每天坚持针灸，但生产队不准假。三分场四队女工张淑兰在1962年得了肾炎，在总场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时给一个月假，但只休息了半个月，生产队干部就叫上班了，还说她是装病。

4女知识青年被逼婚

1963年6月，天津市有12名女青年到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翌年春节时，其中有3名回津，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市团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了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下面是她们被逼婚、骗婚的经过：女知青李淑莲，19岁，1963年6月到七分场三队落户后，表现很好，担任小组长。12月，该队四班长李成忠（党员）对她说：“小李，你看人家都结婚了，你不眼红吗？我给你介绍我的干弟弟李全祥，今年25岁，在十分场工作，家中只有一老母，你进门就当家。”李淑莲不同意，两天后又有几个人给她“介绍”对象。李淑莲被纠缠得没法，勉强同意和李全祥结婚。婚后，男方要她把户口迁到十分场，并说：“十分场有活你就去做临时工，没活就去家侍候我母亲，工资不能给娘家寄。”李淑莲不同意，说：“我是来支援农业的，不是当家庭妇女的。”不久她要求离婚，并要求调到别的分场。女知青王丽珠，年方16岁，在七分场二队队长丁树春的包揽下，和班长崔凤友结了婚。婚后两人不和，男方对王丽珠说，“女人就是男人的玩意儿，就得听男人的摆布。”并把她捆起来，锁在屋里。她也坚决要求离婚。女知青郭伟燕，16岁，也是由于该场男青工用各种方法围攻她，逼她结婚，吓得她不愿再回场。郭伟燕的母亲说：“我女儿是去支援农业，不是去那儿找对象的，他们这样污辱妇女，我们的孩子不能去啦。”她们反映，这个队给女青年介绍对象成风，有时一介绍就是四五个，不同意就进行“谈话”，形成变相逼婚。

结果到1963年10月底，来农场的这批知青中，经批准或自动返回城市的已达961人，占总数的685％。留下的青年中，也有许多人不安心在农场劳动。

（三）北京延庆农场发生严重污辱下乡女青年事件

北京市延庆农场女工李×，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她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家庭阻拦，毅然到农场参加劳动，表现很好。1963年10月15日，因偶感风寒，头晕发烧。农场会计吴成禄（地主子弟）、炊事员刘宝庭借口说她得了“邪病”，纠合本场工人王从正、孙全然，在15日凌晨2时闯进女宿舍，把李×从床上拽起，强行给她“辟邪”。吴成禄、孙全然把她的两臂拧在背后，王从正搂着她的腰，刘宝庭挥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认是“鬼神附体”，还用43厘米的钢针在她的头、颈、手指尖等处乱扎，有的指尖被扎了四五针，有的针扎上去十几分钟才拔出。在这样横暴的折磨面前，李×严厉斥责吴成禄：“我是共青团员，根本不相信鬼神，决不向你们妥协。你是共青团干部（小组长），为什么搞迷信活动？”吴成禄竟又指使刘宝庭脱李×的衣服、乳罩、裤子，并乱摸乱抓她的乳房，腋窝和###。李×当时曾哀告他们不要这样污辱她，说：“我是个姑娘，你们这样污辱我，以后叫我怎么见人？”但他们依然不听，一直胡闹到凌晨4点多钟。他们走后，李×立即昏倒，以后十几天下不了床，经医生诊断，已患“反应性神经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五名女知识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刘宝庭竟威胁说：“以后也这样整治你们。”此事在全场职工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个情况，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吴成禄、刘宝庭两犯已被逮捕起来。　。。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4）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到，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应有的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领导，这里有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如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但是问题如此集中，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首先，这源于农场干部对知识青年的整体看法，这种看法也就是当时社会上对知青的看法。在政治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都相对较好的青年或进入大学或应征入伍或留在城市就业之后，下乡和到农场的青年总会给人一种“被淘汰”的印象，这是无论怎样宣传都无法掩盖的事实。于是，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环境下，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干部，会将这些青年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来加以歧视；下乡青年本身所混杂进的工读学校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沾染了劣迹的流氓小偷等人，更使农场干部和职工加深对他们的偏见，他们都认为这些青年是城里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农场就公然称这些青年为“渣儿”。他们对于城市将这些包袱甩给他们非常反感，这股怨气当然就宣泄到知青身上。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下乡知青都被户口和粮食关系严格控制着，对于农场再不满意，真要离开，也有诸多顾虑，用上述例子中干部的话说，就是反正想跑也跑不了。这使当地干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对于知识青年享有的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他们可以对知青为所欲为。一旦认识到这点，后果就很可怕，动辄扣青年的工资、口粮，随意打骂知青，开批判会，甚至污辱女青年一类事件，便如上述那样层出不穷。本来，在这里，国家的政策、法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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