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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面包的日子（第1页）

农民们说，今年夏天雨水不足。知了扯着嗓门唱着单调的曲子；路面上尘土飞扬；路边的野草中，蚱蜢发出嗡嗡的叫声。枫树的叶子如软绵绵的手套般悬挂在树枝上。人行道上，我的影子一晃一晃的。

在太阳还未炙烤大地的时候，我就早早地出门散步了。医生鼓励我这样做，说我的身体状况正在好转。可是走到哪里去呢？我带着我的心无可奈何地不停地走着；人和心绑在一起，就像是某个阴谋故事里人们无法控制的两个不情愿的同谋。第二天我们又将去向何方？我明白，让我活下去和要置我于死地的是同一样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像爱情，或者说有几分像吧。

今天我又去了墓地。有人在劳拉的坟前留下了一束橘黄色和红色的百日菊；色彩浓艳的鲜花远不能抚慰死者的灵魂。当我看到这束花的时候，花朵已经开始凋谢；尽管如此，还照样能闻到一股辛辣味。我怀疑，这些花是某个吝啬的或狂热的崇拜者从钮扣厂门前的花坛里偷来的。不过，这种事情劳拉自己也干得出来。她对所有权概念的认识再模糊不过了。

在回来的路中，我走进圈饼店歇歇脚；外面开始热起来，我想找个地方凉快一下。这家饮食店已经相当破旧了；虽说具有一点时髦的现代气息——淡黄色的瓷砖、固定在地上的白色塑料桌子和配套的模压椅子，事实上这地方几乎破烂不堪。这令我想起某个什么学校，或者某个贫困社区的幼儿园，或者某个为思想出问题的青少年设立的活动中心之类。在这里，你可以用来乱扔或乱刺的东西并不多，就连各种餐具也是塑料的。店堂里弥漫着炸油和松香消毒剂的混合味道，还有一股淡淡的咖啡香味。

我买了一小杯冰茶和一块浇糖甜饼。那甜饼咬起来就像在啃泡沫塑料一样吱吱作响。吃了一半以后，我就再也吃不下了，于是我踩着滑溜溜的地板去女厕所。在去厕所的时候，我已经在脑子里画出了一张提康德罗加港所有的方便的厕所位置图。当你情况紧急的时候，它们的方便性便突现出来。圈饼店的厕所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倒不是因为它比别处更干净或者更有可能提供手纸，而是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更多别人的题词。人们到处会留下这种题词，只是大多数地方经常用油漆把它们涂掉，但在圈饼店它们保留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你既可以看到题词的内容，又可以读到别人的评论。

目前保留得最完整的是厕所中间的一个小隔间里的题词。第一句话是用铅笔写的：不要吃任何你不准备杀害的东西。字体则是罗马人刻在墓碑上的那种圆体，深深地嵌入了油漆过的墙面。

接着是绿色记号笔写的：不要杀害任何你不准备吃的东西。

下面是用圆珠笔写的：不要杀生。

再下面是用紫色记号笔写的：不要吃。

最后是用黑粗体写的：去他妈的素食主义者——“凡神皆食荤”——劳拉·蔡斯。

这样一来，劳拉永远不死。

劳拉费了好长时间才来到这个世界的，瑞妮说。似乎她无法断定降临世间是否是个好主意。生下来之后，她先是生病，我们差点儿就失去了她——我猜想她仍然在犹豫不决。但最后她决定试一试，于是她抓住了生命，渐渐地好了起来。

瑞妮认为，人们能够决定自己的死期，同样对自己的降生也有发言权。当我到了可以回嘴的年龄，我会说：我从来没要求过降生，似乎非要得出一个所以然来不可。瑞妮则会反驳说：你当然要求过。就像我们大家一样。瑞妮认为，一旦生下来，我们就要担当起生活的责任来。

劳拉出生后，母亲比平时更累了。她从生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她的意志不再那么坚定；她拖着疲惫的脚步过着每一天。医生说，她得多多休息。瑞妮对来帮忙洗衣服的希尔科特太太说，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原来的那个母亲似乎被某些小精灵偷走了，而现在这个苍白的、萎靡的、泄气的老妈妈取代了她的位置。那时我年仅四岁，被母亲的变化吓坏了。我要有人来拥抱我、安慰我，可母亲再也没有这样的精力了。（我为什么说再也没有了？作为母亲，她的行为举止更具教育意义，而不是爱抚。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仍然是一位老师。）

不久我发现，如果我能够安静地待着，不吵着要别人注意；如果我能够帮着做点事——尤其是待在劳拉身旁，摇着摇篮让她入睡（她不容易入睡，而且很快又会醒来），我就可以留在母亲的房间里。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会被带走。这就是我为适应现状而作的改变：保持安静，当一个帮手。

我原本可以尖叫，可以大发脾气。正如瑞妮所说，只有吱嘎作响的轮子才上润滑油。

（银色的相框里有一张照片：我坐在母亲的床头柜边，身穿一条深色的白领连衫裙，一只手笨拙地、狠狠地抓着婴儿盖的白色织毯，两只眼睛带着指责的神情，像在质问相机或持相机的人。照片上几乎看不到劳拉，只有一个毛茸茸的头顶和一只小手；手指钩在我的大拇指上。我是因为家里人要我抱这婴儿而生气，还是我想保护她？我是在守护她——不愿意放手吗？）

劳拉是个不安宁的婴儿，尽管脾气不坏，但性情焦虑。大一点以后，她也是个不安宁的孩子。橱门和柜子的抽屉都会让她担心。她似乎总在竖起耳朵倾听远处或地板下有什么东西——那种像一阵风般悄无声息地靠过来的东西。她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精神危机——一只死去的乌鸦、一只被车压烂的猫咪、明朗天空中的一朵乌云都会让她哭泣。另一方面，她对肉体的疼痛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如果烫伤了嘴巴或割伤了自己，她是一概不哭的。那是一种恶意——老天的恶意——在折磨她。

街头的一些残废老兵令她尤为惊恐——这些闲荡的人、卖铅笔的人和行乞的人已经彻底崩溃，无法从事任何工作。一个失去双腿、瞪着眼睛坐在平板车上生闷气的红脸汉总是把她吓跑。也许是那人两眼中的怒火太吓人了吧。

像大多数的小孩子一样，劳拉认为说出来的话就应该做到，但她太极端化了。只要你说出“迷路”或“跳进湖里”这类话，你就不能不担心后果。你对劳拉说了什么？你难道没有吸取教训？瑞妮会这样责备别人。然而，瑞妮自己也没有完全吸取教训。她有一次告诉劳拉，咬住舌头可以不让问题跑出来，结果劳拉照做不误，好几天都无法吃东西。

现在我来说说母亲去世的情况。要说这件事改变了一切也许有些老套，但我也没说错。我要把它写下来：

这件事改变了一切。

事情发生在星期二。这一天是我们家做面包的日子。我们家吃的所有面包——一周一炉就够了——是在阿维隆庄园的厨房里做的。虽然当时提康德罗加港有一家小面包店，可瑞妮却说面包店的面包是为懒汉准备的。她还说，面包师为了让面粉充分发胀，往里面掺白垩粉；另外，还加了过多的酵母，使面包显得蓬松，充满了空气。这样一来，你会以为买得很合算。因此，瑞妮就自己动手做面包。

阿维隆庄园的厨房并不暗，而三十年前它一定像个黑乎乎的维多利亚式的洞穴。现在它雪白明亮——白墙、白瓷桌、白色的柴灶、黑白相间的瓷砖地；改大的窗户上悬挂着黄水仙般颜色的窗帘。（这是战后重新装修的，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之一，以表达他内心的愧疚和不安。）瑞妮把这间厨房看作是最时髦的东西。母亲对她讲了有关细菌的害处、它们的肮脏习性以及它们的藏身之处，结果瑞妮总是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

在做面包的日子，瑞妮会给我和劳拉一些生面团捏面人。我们用葡萄干做面人的眼睛和钮扣。然后，瑞妮会为我们把面人放进炉子烘好。我总是将我捏的面人吃掉，而劳拉则会将她的存起来。瑞妮曾在劳拉的顶格抽屉里发现一排硬邦邦的面人，包在手帕里，活像是小小的面包木乃伊。瑞妮说，这东西会招老鼠，必须扔进垃圾堆。但是，劳拉却坚持在菜园的灌木丛后面为它们举行一个集体葬礼，并且还得为它们祈祷。她扬言，如果不这样的话，她就从此不吃饭了。一旦她决心干什么事，就没有人能够劝得动。

瑞妮挖了一个洞。那天园丁正好休息；由于事出紧急，瑞妮就用了园丁那把不让任何人碰的铁锹。劳拉将她的面人在洞里一字排开。“上帝可怜她未来的丈夫吧，”瑞妮说道。“她倔得像头驴。”

“我才不打算嫁人呢，”劳拉说，“我要一个人住在车库里。”

“我也不打算嫁人，”我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这不太可能，”瑞妮说，“你喜欢你那张软软的床。如果不嫁人的话，你可要睡水泥地了，弄得全身都是油迹斑斑的。”

“我要住在暖房里，”我说道。

“暖房里不再供应暖气了，”瑞妮说，“冬天你会冻死的。”

“那我睡在汽车里，”劳拉说道。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我们和瑞妮一起在厨房里吃早餐——麦片粥和橘子酱烤面包。母亲有时会和我们一起吃，可那天她实在太累了。母亲对我们比较严厉，让我们身体坐直，把面包皮都吃掉。“别忘了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她常常会这样说。

或许亚美尼亚人那时已不再挨饿了。战争早已结束，社会秩序也已经恢复。然而，他们的困苦就像一种口号永远留在母亲的脑海里。一种口号、一种祈求、一种祷告、一种魔力。吃面包皮是为了纪念那些亚美尼亚人，不论他们是谁；如果不吃，那就是对神的亵渎。我和劳拉一定明白这种魔力的分量，因为我们从来都是照办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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