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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在遗忘中生存（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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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挂掉厨房墙壁上的电话，走向我的房间。这是一个温暖而潮热的傍晚，我们的房子是没有空调的半个双层公寓。她离开厨房，伴随着父亲客厅里风扇的声音，一路走过长廊。

通过长廊时，她本能地停在一个桌子前，对着圣母玛利亚雕像一边嘀咕着一小段祈祷文，一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上帝保佑。”我一直不知道她在祈祷什么，当然她有太多的请求。

小门厅里有一个咖啡桌，上面陈列着旧时发行的《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母亲觉得上面的图片很漂亮舍不得丢掉，所以叠放得越来越多。她想要去环游世界，时常充满渴望地看着这些图片。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父母搬到了美国，而母亲就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她的余生。她继续爬上陡峭且狭长的楼梯，到达顶层，经过另一个摆着陶瓷的圣约瑟夫像和圣母玛利亚像的小桌子时，她稍停一下，嘀咕着相同的祈祷，画了一个十字，经过洗手间并走进哥哥们的房间。我的哥哥们，麦克（Mike）5岁，艾利克斯（Alex）6岁，正各自在床上玩着玩具。我喜欢麦克，但是却害怕艾利克斯，我总是尽可能地离他远一些。这是我4岁生日的那个夏天。

走过哥哥们的房间，母亲拨开充当房门的帘子，坐在我的小床旁边。我的房间里一目了然：一个单人床、一个梳妆台和一些嵌入式的架子。我们住进来的时候，母亲骄傲地告诉我这将是我一个人的房间，我不必与哥哥们共用。最初我很高兴，但是这个房间在房子的尽头，离父母的房间很远，没有门也没有暖气，而且墙上有一个可怕的窗子，从洗手间就可以透过窗子看见我的房间。

我原本可以住父母卧房旁边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有暖气，也有通往室外的窗子，但它一直都空着。我总是疑惑它为什么不是我的房间。如果我住进了那个房间，我可以锁上门，母亲可以听到父亲对我做了什么，或者我可以向窗外的路人呼救。但是我的房间在房子的背面，没有门，暴露、孤立，并且还有一个可以让任何人站在浴室就可以窥视我的窗子。

母亲并不常来我的房间，今天下午她有话要跟我讲。她是用西班牙语跟我讲话的，西班牙语是那时的我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奥尔加（Olga），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以后我不能天天在你身边照顾你了。”一股恐惧和惊慌冲击着我的身体，我知道父亲禁止她去工作，我担心她，也为自己担心。母亲要起身的时候，我问她原因。她说：“因为你父亲只会说西班牙语，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父亲向母亲大吼，他说母亲是个女人，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不是出去说英语或者工作。母亲向他恳求：“我们需要钱，亚历杭德罗（Alejandro）。我们要付房租，我们甚至不能支持日常生活了，你希望孩子们可以去天主教学校，这需要花很多钱。”父亲愤怒地摔门而去，第二个星期母亲开始上班。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如果你不会说英语，又不愿意从事服务行业，例如保安、洗碗工，那么你就无法找到工作。所以我父亲很少有工作，他谎称自己是博士（doctor），别人问他是否是医生（doctor）时，他会说自己是国际关系的博士。

父亲说谎成性，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他跟谁说了话、做了什么事、午餐吃了什么。我经常看着他用一些令人困惑的方式扭曲事实，例如，我们总是在3月28日为他庆祝生日，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6月12日才是他的生日。有几次他失踪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谎称去海外工作，但最后他都是身无分文地回到家里。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51岁了，我不太知道他之前的人生经历，尽管我听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是《萨尔瓦多新闻报》（ElSalvadoranNewspapaer）的记者，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时与母亲相遇。他们在阿根廷工作时有了艾利克斯，在波多黎各工作时生下麦克。之后他在古巴报道了卡斯特罗（Castro）的革命，他告诉我到美国的原因是卡斯特罗控制了政权，必须尽快离开。他说他是肯尼迪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助手，是拉丁美洲事务专家。我曾经告诉别人，我父亲是个记者，虽然我从来没有发现他做过记者或者政坛副手的迹象，但是那时我相信父亲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父亲几近秃顶，只有头的两侧有灰白色的短发，头顶仅有的几根头发被梳到后面。他手上和胳膊上已经长出老人斑，脸上有皱纹，但是他总是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指甲也总是修剪得很好。我学着观察父亲每一个表情，我查看他的嘴和胡子在脸上的位置，仔细听他说话的声音和速度，通过这些来辨别危险的信号。

母亲和父亲站在一起会显得非常古怪。我的母亲是一个年轻、漂亮又高挑的女子，而父亲却又矮又老，毕竟父亲比母亲大了24岁。之后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他们在母亲的故乡多米尼加共和国相遇并且结婚，但是当她怀了艾利克斯，父亲不辞而别，去了阿根廷。母亲追寻父亲到阿根廷，之后他们组成了家庭，并且生活在一起。母亲因从楼梯上摔下来，早产生下了艾利克斯。她虽然没有提到是父亲推了她导致艾利克斯的早产，但是我相信是父亲干的。除非父亲推她或者打她，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跌倒。

我与母亲非常亲近，我觉得她是最聪明的女人。她4岁上学，16岁从天主教高中毕业，成为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她英语与西班牙语的双语速记和听写能力以及她的学历使她可以找到秘书这样不错的工作。我即将4岁的那天，她微笑着跟我说：“我会在城里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尽管我很害怕，但是我为母亲感到骄傲，她聪明并且能够照顾我们。

她做到了。母亲上班后，父亲要求她把所有赚来的钱都交给他，之后我才知道母亲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然后把一些钱存进父亲不知道的账户，剩下的才拿回家里。

她坐在我的床边，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爱她，她握着我的手，温柔地告诉我白天要去工作，不能照顾我们。我看着她的脸，在她深棕色眼睛里寻找着我非常渴望的眼神，那个她爱我的眼神。

母亲握着我的小手，她的手看上去柔软美丽，指甲漂亮且修长，涂着红酒一样的深红色。我的心里对她充满了爱，她是那么完美，留着时髦的短发，又高又苗条，化着精致的妆。尽管母亲聪明、漂亮，但我觉得她很脆弱，我害怕失去她，怕她受伤，怕她被打碎。她握着我的手，说：“我会跟格拉谢拉夫人（DonaGraciela）谈谈，她白天会照看你。”格拉谢拉·埃尔南德斯（GracielaNernandez）是一个住在我们隔壁的老太太，她有着与其年龄相匹配的智慧。当我去她家里时，她会张开双臂欢迎我，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甚至能融化在她柔软的身体里。即便她并不壮硕，但对3岁的我来说，她看上去很高大。她总是穿着宽松的裙子，那种最普通的棉布大长袍，将灰白色的长发盘成一个圆发髻。就像我父亲一样，她手上长着老年斑，皮肤被太阳晒得很粗糙，闻起来就像在农田里工作的人，她不涂香水，也没有任何特殊嗜好。

如果不可以和母亲在一起，那格拉谢拉夫人是第二人选。每天早上看到她的面孔，我都很高兴，听着她说“早上好，可爱的奥尔加”，伴随着她温暖的拥抱，开始新的一天。格拉谢拉夫人让我融入她的生活，分享她的劳动。我们从厨房开始，她会准备鸡蛋和奶酪猪肉玉米饼，然后去地下室洗熨衣服。

格拉谢拉夫人的大多数家人都居住在萨尔瓦多，她与45岁的女儿和19岁的孙女住在双层公寓的另一边。没有男人的家庭结构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很奇怪的。父亲总是盯着她孙女格拉谢丽塔（Gracielita）的一举一动，看着她离家归家，对她出门的时间和穿着品头论足，父亲不喜欢格拉谢丽塔穿短裤或者讲英语，他不赞同格拉谢拉夫人对格拉谢丽塔的教养方式。“格拉谢丽塔应该学着尊重她的文化，她只是个小女孩，还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女人。”他评论的语气吓到了我，这让我感到恶心，之后他也用同样的语气评论我。

父亲对我有很多要求：女孩只可以穿裙子，我长大后只能嫁给拉丁美洲人，相夫教子。穿裙子玩耍对我来说非常辛苦，因为如果我的内裤露出来，孩子们要么拿我内裤上的破洞开玩笑，要么嘲笑我穿着哥哥们的旧内裤。

白天的时候，只有格拉谢拉夫人一个人在家，她的女儿出去工作，孙女在附近的一所大学里读书，她待我像待她唯一的孩子。我们一起听广播，虽然我不懂这些故事情节，但是我陪她一起笑或者一起愤怒。午饭过后，我们一起看她最喜欢的肥皂剧《黑暗阴影》（DarkShadows），这部剧是以吸血鬼为题材，尽管是英语片，而我们只懂西班牙语，但我们依然坐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

格拉谢拉夫人总是会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睡着，我会从沙发上拿个毯子盖在她身上。这里的夏天总是潮湿而炎热，格拉谢拉夫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空调，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毯子的事情，也没有把它拿开。然后，我也会躺在沙发上打盹。

每当母亲急急忙忙地来接我回家，与格拉谢拉夫人在一起的时光就结束了。母亲工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尽管她依然需要做饭、打扫房间，但她看上去开心了很多。她步履轻盈，抬头挺胸，还吹着口哨。我想她与同事相处得不错，她从工作中获得了价值感。虽然父亲依然恐吓她、嘲讽她甚至打她。如果他不以粗暴的方式对待母亲，他对母亲根本不屑一顾。工作给了母亲一个逃离这一切、感受正常生活的机会，就像我在格拉谢拉夫人家的时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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