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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兄弟的放牛娃（第1页）

晚饭后，爸爸问我：“要不要去散步，看看湖还在不在？”我们把妈妈留在餐厅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她正在帮我做开学的衣服。为了给我做衣服，她拆掉了自己的一件旧衣服，一条花格羊毛裙。因为要裁剪、搭配得巧妙一点，只好叫我没完没了地试衣服。站着，转身，燥热的羊毛闹得我汗流浃背，浑身发痒。不识好歹的小孩儿。弟弟待在床上。他睡在前门廊顶头狭小的封闭阳台上。有时候，他跪在床上，脸贴在纱窗上，凄厉地嚎叫：“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不过，我连头也不回：“你该睡觉了！”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长长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灯光通明的小店外头，银树牌冰激凌的广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这儿是图柏镇，是休伦湖畔的一个老镇。枫树阴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树根挤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来，裂纹像鳄鱼，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爬伸开来。穿衬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围裙的女人，都坐在门外。我们不认识他们，但只要有人点头打招呼，似乎要说：“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点点头，说句类似的话。孩子们还是在玩。我也不认识他们，因为妈妈把我和弟弟都关在自家的院子里。她说他太小了，不能离开院子，所以我得看着他。看见他们傍晚时分玩的游戏，我也不至于难过，因为他们的游戏乱七八糟，各自为政。孩子们随心所欲，一个或者两个，分散在阴沉的树阴底下，孤立成岛，各居一隅。他们孤独的游戏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没什么区别，在地上堆鹅卵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而已。

我们把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后，经过一座窗户已经被尘土封住的工厂，一家高大的木门到了晚上就上锁的木料场。小镇消失在一堆废弃的棚屋和一个小型垃圾站的后头。人行道也不见了。我们走在一条沙路上，身边全是牛蒡草、车前草，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名野草。我们到了一块空荡荡的场地里。其实这儿是一块景观地，垃圾都清除干净了，还有一张后背缺了一块板条的长椅，可以坐下来看看湖水。夜晚阴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线黯淡无光，并没有落日的景象。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再远一点，通往小镇中心的方向，则是一段延展的沙路，一条水滑道，一些漂浮在安全游泳区周围的救生圈，一个摇摇欲坠的救生观望台。还有一座长长的暗绿色建筑，像座带顶棚的长廊，大伙儿都叫它长亭。每到星期天，这里就坐满了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一个个身着呆板僵硬的衣服。之前，我们住在邓甘嫩时，长亭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湖边三四次，每次都要来这里，看看长亭，或者去码头看运粮的船只。那些年代久远的船只锈迹斑斑，在水面上颠簸前行，我们甚至纳闷这样的船是怎么穿过防波堤的，更别说怎么到达威廉姆堡了。

流浪汉们就在码头附近闲荡，某些傍晚也会偶尔步入渐渐退去的沙滩，爬上一条男孩子们开辟的弯弯曲曲，时隐时现的小路，在干涸的树林里停下脚步。他们和爸爸说了什么，爸爸被他们吓一跳。我太紧张了，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爸爸说他也没有钱。“要是你愿意，我帮你卷根烟吧。”他这么说，小心翼翼地把烟草抖落在一张薄薄的烟纸上，舌头飞快地轻舔一下，封起来，递给流浪汉。流浪汉接过烟草，走了。爸爸自己也卷了一根，点上火，开始抽烟。

他告诉我北美五大湖的历史。如今休伦湖所在的位置，他说，曾经是一块平坦的陆地，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然后，从北方来的冰雪缓缓地推进，深入低地。就像这样—他给我看他的手。他伸开的手指按在我们坐着的地上，地面坚硬得像岩石一样，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来。他说：“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后的力量可远远超过我这只手。”后来，冰又回去了，缩回了它的北极，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里，于是冰变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样貌。对于流逝的时间来说，湖还年轻。我试着让自己看着面前的大草原，看见正在漫步的恐龙。不过，我甚至没法想象在有图柏镇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时期的湖岸。我们拥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时间份额，这个事实让我惊骇，但爸爸对此却很平静。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里生活了多久。其实，相比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历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仅仅比我长一点点而已。他对时代的了解，对那个汽车和电灯还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在世界上。等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还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想这些。我希望湖永远都是这样的湖，永远有浮标标记的安全游泳区，还有防浪堤和图柏镇的灯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当推销员。这家公司的业务几乎都在乡下，在偏僻的农村。阳光、波尔桥、转弯口，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以前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它离城市太近了。这一点让妈妈感觉分外地庆幸。他推销咳嗽药，铁剂，鸡眼药，轻泻剂，女人治内分泌紊乱的药物，漱口水，香波，擦剂，药膏，做清凉饮料的浓缩柠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着色剂，红茶，绿茶，姜汁，丁香，还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药。他有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什么膏什么油我都有，

从鸡眼到疖子什么都能治。

妈妈的看法是，这首歌一点意思也没有。小贩的小曲儿。爸爸就是个小贩，一个敲人后院厨房门的小贩。去年冬天之前，我们有自己的营生，一座狐狸养殖场。爸爸养银狐，然后把银狐皮卖掉做斗篷、手笼和外套。价格降了，爸爸还是希望第二年的价格好起来，然后又跌了。他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再也不可能撑下去了。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债。我听到妈妈好几回对奥利芬特太太抱怨。奥利芬特太太是妈妈唯一还能说说话的邻居。在这个世界上，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走跌的人。作为一个老师，她嫁给了一个看门人。我妈妈说，我们把一切都投进去了，但什么也没有换回来。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不过，我妈妈没时间关心全国的痛苦，只关心我们的。命运把我们扔进了贫民的街道。我们以前也是穷人，但这不是一回事，贫穷和贫穷也并不一样。承受这一切，她觉得，只能保持尊严，心怀酸楚，却绝不妥协。没有脚爪托起的浴缸，没有冲水马桶，反正这样的浴室也并不能给她什么安慰。水龙头里没有水，人行道不路过家门口，没有瓶装牛奶，甚至，没有两家电影院，没有维纳斯餐馆，没有伍尔沃斯连锁店（舒适的店堂里，鸟儿在风扇习习吹过的角落里歌唱；绿色的水箱里，指甲大小的鱼儿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时候，妈妈经常步行到西蒙家的杂货店。她带我一起去帮她提东西。她穿上精致的外衣，海军蓝的，上面有透明的，纤小的花朵，里面穿的是她海军蓝的衬裙，还要戴一顶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脑袋一边压下来。我穿上刚铺了报纸在后门台阶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头发做成湿湿的长卷儿（因为头发要是干了，就会很快蓬松开来），用一根硬邦邦的大发带系在我的脑袋上。晚饭后和爸爸出门，就和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还没走过两幢房子，我就感觉，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连马路边粉笔写的粗话都在嘲笑我们。妈妈似乎没注意，她走路的姿势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个淑女一样去购物，路过她身边的是衣裙宽松，不系腰带，胳膊下面都撕开了口子的家庭妇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过的，那倒霉的鬈发，招摇的发带，洗得干干净净的护膝和白袜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当众叫我，我甚至会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声音那么响亮，清脆，骄傲，故意装出和街上的其他妈妈都不一样的腔调。

妈妈有时会带回家一块冰砖，算是给我们的特别优待。简单的三色冰激凌。家里没有冰箱，我们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们就在永远被隔壁家的房子挡住光线的餐厅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后，希望等弟弟的盘子空了，我的盘子里还有剩下的。然后妈妈就会试图模仿我们当初住在邓甘嫩时的对话，回到弟弟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早，最为舒适的日子。那时候，她会给我一点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们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面对水泵，丁香树，以及远处的狐狸围栏。她没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时候。“你记得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少校拉你跑吗？”少校是我们家的狗，我们搬家的时候，留给邻居养了。“你还记得放在厨房窗户外头的沙盒子吗？”我装作记不清楚了，小心不让自己掉进感伤这类多余的情绪里去。

妈妈有头疼病，经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狭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闭阳台笼罩在沉重的层层树枝之下。“我看着这些树，会觉得自己在家里。”她这么说。

“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开车到乡下兜兜风。”爸爸说。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门，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路线。

妈妈可不喜欢这么开车到乡下兜风。

“能带我去吗？”

“你妈妈也许想要你在家试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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