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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在那个时候，国家队的教练不想要什么明星球员，或者他不想让任何人自以为是超级明星。因此在宣布王治郅被选中的消息后，无论王治郅在练习中投篮还是做其它事情，教练都会说，“打得很差！”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我就开始有机会了。在选秀前，我经常坐板凳，没打什么比赛。但是在选秀后，教练开始给我更多机会打球，向王治郅显示有人在他的背后追赶。教练没这么说过，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用意。

我得承认，第一次听说王治郅被选中时我很嫉妒。就好像刘炜进了国家青年队后向我展示他的运动衫，“这多好呀，”他说，而我只是想把那运动衫撕成两半。

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没什么不对，重要的是你怎么行动。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恨那个人，那你就错了。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对那个人不好或者生气，那你也错了。重要的是你如何利用自己的嫉妒心理，我想你应该把它当成你更勤奋工作，并且努力得到那个人拥有的一切的动力。总有方法能够在达成愿望的同时又不伤害别人。我不在乎王治郅是否去了NBA并且成为了大明星。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希望他能成功，因为这样对我和全中国都好。

NBA球迷不认为我和王治郅之间有什么竞争，但是在中国关于我们俩谁更好有很多议论。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个，他们就会斗争，两人之间永远不会有和平。一山不容二虎，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球迷不喜欢他，而他的球迷也不喜欢我。王治郅和我可不这么想。但是其他人这样想，并且一直都在议论。我们之间是有竞争，我们也喜欢挑战对方，但是仅仅是在球场上。

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　姚明和王治郅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学到一个文化上的教训，这是一个人努力平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上的教训。他得理顺这种关系。王治郅的最大问题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前他保证会为国家队效力。他没有回来，伤害了很多球迷的感情。在中国的体育事业掺杂了很多民族自豪感。全民在支持国家发挥它的潜力。国家投入了很多钱财来培养运动员，就是为了让这些政府赞助的运动员能够为国争光。不管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就是中国运动员必须面对的交换和回报。

王非（前国家男篮教练）：我认为姚明和王治郅的区别不是身体上的，而在于他们的态度以及对比赛的努力程度。姚明是我教过的运动员中最勤奋的一位。有场CBA比赛，姚明和王治郅对抗。我当时在八一火箭队，是王治郅的教练，那是2000年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我从美国学习篮球回来已经一年了，我们改变了很多八一火箭队的东西。我们第一场比赛输给了鲨鱼队，王治郅和姚明的得分是0比11。姚明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投3分球、2分球，从篮下、中场挑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会拚命的去抢无人持球。有个无人持球，姚明追着抢，可是王治郅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这是很典型的。如果球在地上，身高7英尺6的姚明会去弯腰捡球，而王治郅会站在那儿看着。如果姚明能够这么做，每个中国球员都应该能这样做。另一点让我很失望的是球员一般都不愿意刻苦训练。姚明是个例外，他可能不一定同意或者理解我所说的每件事情，但是他都会尽力去做。

我真不知道王治郅现在在NBA球场上还能做什么。他现在没有很多机会打球，而在替补席上，他看起来更像旁观者而不是球员。当姚明和巴特尔坐在板凳上，如果他们的队友打了好球来到板凳前时，他们会鼓掌，并且站起来和队友击掌庆贺。而王治郅像个局外人，他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斗志。如果是那样，那么一切都完了。

第十七章　强弩之末

人们不知道我之所以选择11号，是因为叶莉。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我平生只和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事实上，”穆奇微笑着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很久以来，如果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

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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