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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少女 第十节（第1页）

我记得自己有一些年坐在夜大的教室里，夜晚的大学，我生命中唯一的希望。在更早以前，我那位厂医姐姐曾经说，这就是溺水者的救生圈。她的话固然有理，但未曾预见到时代的变迁，这鸡毛文凭在我念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一文不值了，它从救生圈贬值为稻草，跟着我急速下沉，而厂医姐姐已经出国，坐上她的邮轮去往黄金海岸上班。

其实我已经想不起她说过什么至理名言，我能想起的是她的身体，在夜晚像海草缠着我，到了白天又像礁石一样硌住我，我对她的所有承诺都是为了能留在她的床上，和她鬼混到死。她身体柔软，暖和，性爱技巧超群，他妈的，令我难忘，并假装充实，假装上进而且幽默。这些秘密她都不知道，但她知道我本性矬逼，不爱说出真相，专门打些诡异的比方。

在她离去后，我给她写了封信，抱怨现在行情不好，读了夜大也找不到工作。她没有回我的信，大概被我唠叨怕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在没有她的日子里，我还得去夜大上学。这是戴城大学办的成人高校，当时我念到三年级，快毕业了，我用自己毕生的智力搞懂了高等数学，但当这帮老师要我把微积分应用到统计学的时候，我就像精神崩溃一样，不但不会，连数钱都不利索了。自此我去买香烟就没数过找头，人爱找我多少就多少。我成了个数盲。

夜大蛮好玩的，老师都很水。我也谅解他们，想想看，面对着一教室的工人、营业员、花匠、公共汽车售票员，有什么意思？我们班上最体面的是一个银行职员，他中专毕业通过家里的关系进了储蓄所，然后打算再弄张大专文凭。他挣得很多，天天穿西装上班上学，戴金丝边的眼镜，但老师们不大喜欢他，因为这个矬人的拷机总是在上课时嘀嘀响。拷机这玩意儿现在没有了，当时可时髦了，好些做营业员的女同学都爱上了他，动不动就拷他一下，好像逗弄他的关键部位。

除去这一位，剩下的男生都很寒碜。我有个交好的同学是花匠，在医院里负责搞绿化，这活并不轻松，得跟肥料打交道，时不时地他身上会飘出些可疑的味道。但他很乐观，甚至还追求了一个化妆品柜台的女同学，可惜没追上，人家嫌他不好闻。有一天他说，经过努力（送礼和苦干），他现在不做花匠了，在医院里收费。我去看他，发现他是在化验处旁边的一个小间里，专门负责开票，离屎尿还是很近，而且不许戴口罩。我这么说，一点没有歧视他的意思，只是有点惋惜。

厂医姐姐跑路以后，老子动力枯竭，不想念书了。有个老师劝我，混个文凭也好，学费年年都涨，就当是抵抗通货膨胀吧。夜大文凭犹如一张过期的船票，时代的巨轮就要启航，我连滚带爬、哭着跑着想要登上这艘船，如果脱班，那我就一辈子都得留在码头上啦。

那时人口素质爆炸式地提升，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夜晚的野鸡大学就等于是夜里上班的小姐，极受社会歧视。在我的少年时代，社会不发达，都没受过什么教育，高中生已经是平均水平了。我的统计学老师说，别以为平均值就可以自满，社会是金字塔形的，并且这个塔就像一摊溶化了的糖浆，塔尖越来越细，塔底越来越软趴，平均值就意味着你是社会底层。我说：难道大学生会像农民工一样吗？统计学老师说：一点没错。

我记得厂医姐姐临走前说过：以后的日子，你要猜准。这话我一直不明白，猜什么，怎么猜。后来经历过很长的时间，长到足以将自己的前半生结束掉，我才隐约明白，“猜”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猜准”是一种生活能力。假如我变成玄学家，那么一切都不用去猜，一切都可以是正确答案，但这么做我很容易倒毙在街上。厂医姐姐对我的未来没什么期望，只愿我积极上进，活得长一点，赌博手气好一点。

一九九六年是我比较荒凉的一年，但我不太想用荒凉这种滥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我没工作，没钱，没女人，文凭能不能拿到手还不知道，因为我挂科太多，都快把我愁死了。后来我的花匠同学说，别怕，这个是自费野鸡大学，你要是拿不到文凭，就把老师全都扔到糖精锅子里去。

“可我已经辞职啦。”我说。

花匠说了句真话：“夜大文凭本来就是骗骗国营企业的傻逼的。到外企也好，私企也好，都得有点真本事。你学会会计了吗？”

当然没有。

我最头疼的那门课就是统计学，课本上基本没有汉字，全是数字和表格，看得我瞳孔扩散，想死。统计学老师是个靠四十岁的老帅哥，他很清高，讲话恶毒。有一次我迟到，他指着我说：“路小路，你应该去上夜大。”我摸着脑袋说自己上的就是夜大。统计学老师淡淡地抖开包袱：“我说的是后半夜的大学。”

这一年我保持着一种粗犷的形象，胡子不剃，长得有半寸多长，头发也不剪，逐渐齐肩。由于长期抽劣质烟，我的牙齿已经像我爸爸一样，沾着一层焦油，刷都刷不掉。我还穿着一九九二年流行的太子裤，这种款式已经淘汰了，民工才穿这个。有时候我穿着厂医姐姐送我的毛领皮风衣，价值一千多，料子很不错，但由于我妈保管过度，把它和樟脑丸放在一起，根据家庭生活小知识，皮草不能和那种萘丸接触，于是领子上的毛（不知道是狗毛还是狐狸毛）一层层掉下来，风一吹就像蒲公英似的。这衣服设计有点问题，毛领子不能拆卸，当初觉得挺好的，尊贵气派，现在麻烦大了。冬天，当我出现在教室里，女生全都躲着我，说那些毛都粘在她们的衣服上，我劝她们少穿腈纶毛衣，起静电，她们一致反驳：都是纯羊毛的。我心想要么是你们丫的穿了腈纶胸罩，老子看不到。

每逢上课，我就缩在角落里，靠教室后门的地方，孤孤单单的。我的花匠同学是个好心人，他比较愿意坐在我身边，这招来了很多非议，主要是针对我的，他们说我就爱闻花匠身上的味儿。到了冬天，后门的门缝里灌进来的全是刀子一样窄而锋利的冷风，花匠天天混暖棚的，哪受得了这个，也撤了。我把皮风衣的毛领子竖起来，继续享受冷风。我无所谓。

我患上了咳嗽，老治不好，动辄咳到昏天黑地。在家无所谓，到了学校很影响别人听课。我又爱坐在后面吹冷风，因此有个女生说我得了肺结核，这种病人爱咳，而且身体发热，零下二度可以到野外去裸奔。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没什么大病，然后配了两百多块钱的药，大部分都没用，只有一种吃下去会让我暂时止咳，副作用是嗜睡，容易激动，一个不友好的眼神就能让我拎起菜刀砍人（后来迪厅里卖的咳嗽药水就是它）。这太可怕了，我仿佛回到了十七岁，在街头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与人拔刀相向。其实我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我，我温和而守礼，样样无所谓，对虚空中的某种事物充满了内疚。为此，我只敢在睡觉前吃这种药，做的梦全是杀人放火。

这个冬天我遇到了一个熟人，她叫宝珠，是我幼儿园时期的同学。我根本不记得她了，但她还记得我。她来到夜大，往我身边一坐，并不说话。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谁也不认识她，而人人都知道我毛领子的杀伤力。我瞄了她一眼，很冷的天气，身上就穿了两件毛衣，一件高领，一件开衫。我看见穿毛衣的就犯憷，再瞄她，基本判定是个穷姑娘，里外所有的衣服都可能是腈纶的，粘满了我风衣上的兽毛。后来花匠说，别说你的毛了，就是你的胡子和头发，都被她身上的静电吸了过去。我心想，再这么坐下去，我的风衣就彻底秃了。下课后，她缓缓地扭过头，满身兽毛地瞪视着我，森然开口：“路小路，你丫还认识我吗？”

她说她是我的幼儿园同学。我都记不得了，我念过好几个幼儿园，最晚的那一个是小学附属预备班，一九八年，我坐在那儿学拼音，带着一群男孩攻占国民党的碉堡，我还记得有一些纸板做的国民党士兵，竖在院子里，无一不是歪瓜裂枣。我要做的就是拿着玩具枪对他们射，假装他们还击了，最后同志们胜利了，纸板全倒在地上。而那个时候，女孩们拿着玩具针筒，在后面假装护士抢救伤员。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每回打了胜仗，我们都回去被女孩摸几下，有一个女孩她很爱我，只给我一个人打针，我非常想念她。但是宝珠说：“不是那家幼儿园。”

再往前那个幼儿园比较寒碜，那时我家还住在老城区，幼儿园在巷子里，一个祠堂式的房子，都是街道上的小孩。有一个很凶的阿姨管着我们，她喜欢把小孩锁进柜子里，不听话的，爱哭的，都锁。我也尝过那滋味，只待了半个月就闹着不去了。有一次，一个女孩和我一起锁在了柜子里，她非常害怕，我给她讲了一下午的故事，没有一个带鬼怪妖魔的，都是小兔子小乌龟。她非常爱我。但是宝珠说：“也不是那家幼儿园。”我说我想起来，那女孩后来溜出幼儿园，掉进一口井里，淹死了。

更久以前的，是我爸爸学校的幼儿园。那是一九七九年，我爸爸被调到一所中学教化学（至今还有人喊我爸爸路老师，就是接了这个茬），我顺便落脚在那儿。对于那所幼儿园，我尚留有六岁时的残存印象，它是一间教室，用红砖砌成，外面有一片很大的枫树林，到了秋天，叶子全都红了。世界红彤彤的，地上铺满瓦砾，天气凉爽得令人感到孤独。我不记得在那里认识了任何人。宝珠说：“你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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