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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白衣飘飘（第1页）

我师傅老牛逼有个车摊，摆在他家的弄堂口，离化工厂不太远。每天下班，他在那里摆开全套修车工具，补胎打气校钢丝擦车子。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殴打顾客，后来老了，打不过别人，就叼着香烟斜眼看别人。人们之所以光顾他的车摊，是因为方圆一公里之内再也没有人敢和老牛逼抢生意。他说这叫托拉斯，假如他牛逼的范围不是一公里，而是十公里，他就可以雇几百号人，开一个修自行车的公司。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可惜他老了。

自从有了我这么个徒弟，他的车摊就提前了营业时间，本来是下午四点半开张，现在下午两点开张，我坐在车摊前，他去泵房找阿姨寻欢作乐。上班时间摆车摊属于旷工行为，抓住了就是处分，像我这种小学徒连受处分的待遇都没有，直接可以开除。

摆车摊很简单，遇到有打气补胎的，我都能应付下来，假如是车轴断了、钢圈弯了，我就只能狂奔回厂里，叫老牛逼亲自出来修。我在那里干了几天，生意惨淡，因为我总是对着过路人傻笑，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不怀好意，即便真是要修车的也不肯过来，我自然乐得清闲。后来我实在无聊，蹲在路边研究这条巷子，这巷子很深，一侧的房子沿河而建，其中有一问就是老牛逼家，但我没去过。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猪尾巴巷。后来，有个晒衣服的老太太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这里住着个大善人，叫朱仪邦，做了很多善事，为了纪念他，就把巷子的名字改成”朱仪邦巷”，本地人读了几百年，读成了猪尾巴。我心想，这位朱先生真是倒霉，做了一辈子的善人，到头来还是被人讹读成了猪尾巴，可见，做好人也未必就能流芳百世。

半个月之后，有个女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她看见我蹲在路边，呆头呆脑地张望着半空中虚幻的景象，仿佛嗑了药丸一样。她好像并不介意我是个傻子，跳下车子问我：“车摊是你的？”

我被她打回了神，说：“是啊。”

“擦车子多少钱？”

“小擦两块，大擦五块。”

所谓的小擦，就是把车子表面的油污和浮尘擦掉，这比较容易；所谓大擦，则是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掏出来，一个个都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往车轴里涂上黄油，再把机油灌进车链子，把所有的螺丝螺帽都拧紧，把刹车校准到最合适的位置。小擦好比是澡堂子里搓背，大擦就是按摩院里的马杀鸡。我会搞小擦，但没搞过大擦，和我修水泵一样，拆得下来，装不上去。

她说：“大擦吧。”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不耐脏，所以要擦车），目光炯炯地，居高临下扫射着我。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女人的眼神这么痛快地扫射过，当然，我高中时候的校长除外，但她是个老太婆，不但扫射过我，家长会上还扫射过我爸爸，我们两个都怕她怕得要死，假如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核眼，不管是点射还是扫射，我都情愿被她射死。

趁我找扳手的工夫，白裙子姑娘问我：“糖精厂的？”

“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穿着工作服呢。”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不错，蓝不蓝绿不绿的工作服，左胸有个T，人人都知道是糖精厂的。

她又问：“钳工班的吧？”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糖精厂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没有跑回厂里去叫老牛逼，而是从工具箱里掏出扳手，给她做大擦，不，给她的自行车做大擦。这是一辆淡紫色的飞鸽牌女式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非常性感，坐垫上还留有余温，让人间接地感受到了她的屁股。我心猿意马，操起扳手，开始卸车轮。她坐在我的板凳上，看着我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擦亮，再装上去。这么一步步地擦完，她始终一言不发。她长得很漂亮，头发是深栗色的，我一边擦车一边偷偷观察她，和她的眼神碰撞，她也毫不介意，依旧用那种冷淡的目光扫射我。等我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绕着车子转了一圈，问：“擦好了？”

“擦好了。”

她非常聪明地说：“那你骑一圈给我看看。”

我跳上车子，没骑出去二十米，前轮忽然不见了，这是评书里的马失前蹄式的摔法，我看见青石路面骤然扩大，填满了我的眼睛，然后，我的下巴就成了起落架。我爬起来摸自己，还好，下巴蹭掉了一块皮，但牙齿还在。摔完之后，我把车扛起来，拎着那个脱了臼的前轮，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问我：“哟，摔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好险。”

“哟，你都摔成这样了，还好险？”她歪着头说。

“要不是你让我骑一圈，这一跤就该是你摔的了。”

她冷冷地说：“少废话，咱们是先装轮子呢。还是先送你去医院？”

我说：“还是先装轮子吧。”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一幕：一个摔破了下巴的青工在弄堂口装车轮，另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白裙子姑娘在旁边看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嘲笑，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让人觉得愉快，可是，假如它不是愉快的，那就会显得很悲惨。悲惨不应该是年轻时代的主旋律，所以我说，很愉快，很爽，一个修车的能遇到这种事情是很浪漫的，妈的。

我把车轮装上去以后，白裙子姑娘又绕着车子转了一圈，说：“怎么着？你再骑一圈给我看看？”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半天，说：“大姐，我还是叫辆三轮车送你回去吧。”

把她送走以后，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生疼，就从工具箱里揭了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可是疼痛并不减弱，反而更厉害了。我坐在板凳上，回忆那个自裙子的长相，我认为，她一定就是糖精厂的职工，假如她去厂里汇报我的情况，上班摆车摊，按旷工处理，我马上就会被厂里开除掉。

我独自坐在弄堂口，想着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自己被开除掉，我做了一个月的学徒。捡破烂，拆水泵，锉铁块，擦车子，像一代又一代的学徒一样，重复着这种生活。这种青春既不残酷也不威风，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完全不需要存在。

我摆了半个月的车摊，不但生意惨淡，还把下巴摔破了。老牛逼跟我算了一笔账：这半个月里，我给十六个人打过气，给四个人补过车胎，打气是五分钱一次，补车胎是一块两毛钱一个洞，总算下来，我替他挣了五块六毛钱。老牛逼说，干了他娘的半个月。挣了五块六毛钱，这不是傻逼吗？我说，我也没办法，运气不好，就会变成傻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算了，你还是跟我学修水泵吧。

后来，我和老牛逼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的机械天赋。照我看来，人的天赋形形色色，有人适合当作家，有人适合当杀手，但作家和杀手毕竟是少数，在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和机器打交道，这就是说，机械天赋必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天赋。可惜，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机械天才并不多，瓦特算是一个吧，爱迪生也可以算，还有造飞机的那对什么兄弟。这说明机械天赋并不是那么的普遍，它可能和作家、杀手一样，都是一种稀有的天赋。可是，靠机器混饭吃的人远远多于作家和杀手，连歪卵这样的人都可以去开刨床。

当时，老牛逼拿出一张水泵的构造图，又找了个报废的水泵，让我拆开，再按图纸装上去。我麻利地把水泵大卸八块之后，就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和我修自行车如出一辙。这件事情证明我是个没什么机械天赋的人，我认为，是我的早期教育出了问题。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巴掌那么大，发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我爸爸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全是刺啦刺啦的噪音，邻居以为他在偷听敌台，也凑过来听，原来是本地的天气预报。另外一个机械物件，是个生了锈的小闹钟，也是巴掌那么大，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敲响，敲出来的全是不和谐音，好像噪音摇滚的前奏一样。

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很有机械天赋，立志要当小发明家，手工劳作课上，我们跟着老师折纸，纸飞机纸青蛙真好看，该同学却做了一个会飞上天的模型滑翔机。老师惊叹于他的天才，就让我们向他学习。这个小神童说，他六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闹钟拆了。然后又装了上去，闹钟居然还会走还会叫。我以这神童为榜样，回到家里就想拆闹钟，被我爸爸发现，眼明手快一把抢走，救下了那台劳苦功高的闹钟，顺便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爸爸说，这台闹钟是家里唯一会报时的东西，假如弄坏了，上班迟到扣奖金，所以打我这记耳光并不是为了闹钟，而是为了奖金，这就打得很值得。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和机械绝了缘，后来班上的小神童又组装出了一台收音机。虽然也是刺啦刺啦的，但毕竟是会发出声音了。我看着他的收音机，心想，要是把我家的收音机给拆了，就听不到天气预报，我妈晾出去的衣服就会被雨淋湿，这又是挨耳光的事情。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我十六岁，家里有了电视机和大台钟，有一天那个生了锈的小闹钟再也不肯走了，它锈得就像一个铁饼，我爸爸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记耳光，对我说：“小路啊，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研究闹钟吗？它现在坏掉了，你去拆着玩吧。”我翻了他一个白眼，爸爸，我已经十六岁了，生理卫生课都上过了，我已经到了对人体结构感兴趣的年纪，闹钟就留着您自己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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