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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逝去（第1页）

每个人都会死。生命之箭脱离了母体，向着死亡的目标飞翔，终结的靶心早已傲然矗立在远方。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每个人非常具体的扫尾。

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先有了优生，这符合生物繁衍昌盛的规律。安然地照料即将逝去的衰老的、虚弱的、残败的个体，是一种高级的需要。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动物界里除了“乌鸦反哺”这类未经证实的“孝道”之外，可还有年幼的动物服侍垂老待毙动物的佳话？不敢说没有，起码是极为罕见的。在动物世界之类的节目里，看到的几乎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亲代动物不惜舍身饲子，到了粉身碎骨死而后已的地步。所以说，对失去了生殖繁衍价值的垂死的同类，施以温暖的照料，保持他的尊严，这在本质上，不是动物的本能。

人是一种高级生物。在温饱满足之后，便有爱与尊严的需要。当一个人隆重走完一生，却在濒临死亡的时刻将一生的尊严散失殆尽，这对人的价值追求真是一个莫大的反讽。

临终关怀起自宗教的朝圣之途。但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宗教的国度。在广大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怎样实现尊严地活着与尊严地死去，更是任重道远。

我到过国内的若干家临终关怀医院。它们给我的一致感觉是破烂和简陋。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有一种淡漠和渴望交织在一起的眼神，令人看了之后觉得自己还能行走和微笑，是一种奢侈。在期待国家和慈善机构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同时，又悲哀地想到，对一个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否是最有效的办法？

人们在哪里死亡呢？人们曾经夸赞过蜜蜂是个懂事的小家伙，因为在蜂巢里永远看不到死去的蜜蜂，濒死的蜜蜂在得到神秘的通知之后，就远离了蜂巢，死在旷野。当人们为不用打扫蜂巢内的死蜂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也在寻找着大象的墓园。大象也会在即将死亡的时刻，离开整个象群，找到祖辈的终结处，静静地安息。人们急切地寻找大象的墓园，是因为大象的牙齿。如果大象没有了牙齿，人们对大象魂归何处，估计也和对蜜蜂的下落一般，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一句名言。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这句话屡屡被提及。老师不厌其烦地告知大家，这中间有三个“老”字，每一个“老”字用法是如何不同。一读到这句话——这么多个“老”字，就让人的头发急遽变白。

中国古代应对人的老化以至死亡，强调的是后辈的“孝道”。这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其中还有很多啼笑皆非的因素。有名的“二十四孝”，总体上矫情而煽情，走极端太多，但对老人的基本需要很淡漠。

生命之箭的抛物线，在越过了最高点之后，就会疾速地下滑。在以往漫长的农耕时代，那箭的坠落之点就选在自己的家中。略有积蓄的农家，早早就筹划着有关死亡的各种部署。记得我十几岁到乡下学农，住在一户孤老太家中。院子里摆着棺木，每当艳阳天，老太就在绳子上晾晒寿衣。斑斓的衣物那么精致，那么娇艳，璀璨满地，色彩将破败的小院映得燃烧般美丽。

这就是前工业社会的死亡，它虽然奇异，却并不是不可忍耐和不可接受的。从那位老人平静和周密的策划中，我甚至感到了一种筹划的快乐。

如今城里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份福气了。他们看不到死亡，死亡被封闭到医院雪白的帏帐之后，被浓重的药水浸泡着，与世隔绝。但是人们对于死亡的好奇与探索是与生俱来的。于是，人为地封闭了解死亡的天然途径，只为疑惧和恐吓留下了空间。见缝就钻的影视商人，岂能放过这一块令人垂涎的黑色蛋糕？荧幕上充斥的死亡是夸张和不自然的。为了种种剧情的需要和商业的噱头，死亡被随心所欲地描述成：恐惧的、黑暗的、血腥的、冰冷的、丑陋的、残暴的、惊世骇俗和匪夷所思的……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有着更为迷人而充满诱惑的效果。在一些作品中，死亡被描绘成一个神话，令人神往、无限凄美、非常妖娆、缠绵悱恻并具有可逆性，等等。

作为艺术的死亡，可以有其发挥的空间。但是这种描述在人们对正常的死亡缺乏认知的空白之处膨胀，特别是对青少年，它所起到的传授和导向的力量就变得诡异而不可忽视。

死亡是生命的正常部分，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部分。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帮助下，绝大多数的死亡可以是平静的、安宁的、洁净的、有尊严的。

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生命的质量因此而提升。如果我们不能视死亡为正常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枝蔓就无法真正地舒展，哀伤和恐惧就栖息在心灵某个幽暗的角落，在某个暗夜或是某个风雨大作的时刻，沮丧悲哀，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

工业社会将正常的死亡从乡间搬到了城市，从自然消解变成了充满人工痕迹的抢救。我至今对“抢救”一词心怀惴惴。这是一个直接从工业化大生产中移植来的术语。君不见“抢购抢兑”“抢修”“抢班夺权”等，凡事只要“抢”，就有了紧迫与暴烈的味道。在正常情形下，死亡是不需要抢的，是渐进和缓释的。所以，我以为，除了儿童和青壮年的车祸外伤和疾病需争分夺秒地抢救，天然的死亡不妨从容安详。

生命的终结是一个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的过程。想一想还有哪些未完结的事情，等待着我们有一个妥帖的终了？有哪些亲切的话语，还未对这个世界娓娓表达？有哪些不放心的事项，还不曾交代清晰？还有哪个想一见晤面的人，尚在路上奔跑，需要顽强地等待？还有哪件珍爱的纪念品，需要随身携带了远行？

这上述种种，对于身手矫健耳聪目明的人来说，只是小事一桩，对行将就木垂垂老矣的人来说，就有着莫大的意义。

我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希望死在家里，死在亲人的簇拥之下，死在温暖的床上。他们不希望被一群完全不认识的身穿白袍的人死死缠住，把五颜六色的药水猛灌到干瘪的血管之中。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看到抢救时把病人的肋骨咔嚓嚓压断，心中实在难以安然。我对老医生说：“这人明明没的救了，干吗还要这样折腾他？”老医生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身上练手艺，那你在谁身上练呢？”

于是需要重新界定医学。医学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成功，而忽视了病人最基本的权利。那个躺在冷榻之上无知无觉的躯体，毫无反抗的能力。医学在这种时刻，以救治的名义，剥夺了他最基本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此种意义上的医学，已经不是仁慈，而是一种被白色矫饰过的残忍。

医学并不是万能的。死亡在进化与代谢的链条上，是不可战胜的。医学应该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以病人的选择与尊严为第一出发点，而不是单纯从医学技术的角度考虑得失。

现代医学在描述方面远远走到了治疗的前面。就是说，对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它已能清晰地预报。但是，在治疗的手段上，就远远没有这样乐观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必然。因为医学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畴之内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它是一种描述的科学。

建立新型的医疗评价标准。因为死亡并不是失败。既不是病人的失败，也不是医生的失败。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必然之路。

我希望在新的世纪里，更多的人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这是一种更人道更有尊严感的温暖的死亡。让死亡回归家庭，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后工业社会对前工业社会的一种重复，其实是螺旋形的上升。

死在家里。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当权威的医学机构资深的临终关怀专家作出了我的生命将不久于世的判断之后，我将自愿放弃一切旨在延长我生命的救治措施。我将回家，回到我的亲人身边。我相信现代医学的发展，可以让生命的最后阶段免除撕心裂肺的痛苦，我以为这是现代医学最令人骄傲的成就之一，务必请发扬光大。我将使我的生命的最后时光，尽可能地充满安宁与欢乐。因为死亡不可避免，但我们依然可以传达无尽的关爱。这种眷恋之情，是我们生命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抵御孤独的不绝力量。

谁来照顾濒临死亡者？我觉得应该把义工的普及当做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一行为的意义，从个人的善行，上升到整个人格的修养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层面来衡量。我在美国走访过一家社会服务机构，它的义工几乎全部来自大学硕士学位的攻读者，素质很高。我很惊讶在那样紧张的课程之中，这些研究生能数年如一日地毫无报酬地做义工，激励机制何在？组织者告诉我，当地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凡是做过此类义工的同学，他们可修得很可观的一份学分，几乎相当于硕士学位所需学分的三分之一。更有很多用人机构，将一个学生是否做过高素质的义工，当做他是否具有爱心的标志之一，成为能否雇用他的重要砝码。

死在家里。一个奢侈的想法。我们需要有比较宽敞的住房，我们需要有充满爱心的家人，我们需要有上门巡诊的高素质的临终关怀医生，我们更需要整个民族对死亡有一个达观和开放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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