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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1页）

妄想

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保护不了他了。

不管从法律还是从道德与良知的角度讲，我都站在受害学生的一方。正如家长所断定的那样，老宁确实是教师中的败类，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衣冠禽兽，甚至禽兽不如。

在学生父母近两个小时的泣诉、号啕尖叫和拍砸声中，我的脑袋和胸腔几乎炸裂了。那位刚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我，揪扯着我过生日时老婆送我的藏蓝色夹克，企图把我连皮带肉撕成碎片，若不是学生的父亲理智地拖开她，我难逃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惨相。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身为教授的老宁，怎么能犯下如此罪不可恕的暴行？他公然以辅导课业为名把一个大二的女生按倒在工作室的写字台上实施了最原始最直接的性侵犯。

绝对不存在恋爱关系，绝对没有任何前兆，在学生走进工作室前，从未与他有丝毫的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暧昧的情感瓜葛。而且从小严苛的家教，一直令女儿对异性厌恶至极。家长指天画日地替女儿悲痛哭泣和愤怒声讨，因为呆坐在一旁的受害人在事情发生后，除了给父母发了条短信，就再也说不出话了。她目光呆滞地盯着天棚上的某一点，偶尔会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使劲抓挠头发和前胸。短信只有一句话，我从她母亲的手机上看到的：“我出事了，不想活了！”

父母赶过来时，她已经在宿舍的卫生间里独处了四个钟头。她把门反锁上，无论同学们怎么喊她劝她恫吓她，她都无动于衷。等父亲砸开门后，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她披头散发一丝不挂地坐在马桶上，脱下的衣裤散落在地上，手腕处正在流血。父母哭喊着用床单把女儿包裹着抱出了洗手间。左手腕处滴血部位的划痕约有五六厘米长，伤口很浅，未割破动脉血管。宿舍的另外三个同学惊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竟无人上前帮忙。母亲从洗面台上发现了几张数学作业纸，上面字迹潦草地记下了事情的发生过程。父母让同宿舍的三位女生先回避一下，关起门与女儿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向我这个上任不足两个月的系主任讨个说法。

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受害者的家长愤怒的情绪几近失控，他们不仅撕烂了我那件新夹克衫，还摔了我桌子上的茶杯、笔筒，砸了饮水机和电脑。我总算在他们的暴怒和悲愤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又仔细阅读了那几页数学作业纸，虽字迹潦草且有些语无伦次，但基本线索还是清晰可信的。他们的反应与陈述的事实令我不可置疑。我不能为施暴者老宁辩解，更不能因为他是系里的骨干教师和朋友、同事而袒护遮瞒。已经构成了犯罪，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纸包不住火，丑闻总要败露的。不能为了学校的声誉而不顾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我在向学生和家长表示安慰的同时，劝导他们立即报警，将犯罪嫌疑人尽快绳之以法。系里将为受害者的名誉而保密。

警方的介入使案件迅速得到侦破，但结论却让我大跌眼镜：其一，犯罪嫌疑人老宁事发时并不在作案现场，因为那天他正与另外两同事在外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人证物证（机票、住宿宾馆的证明等等）俱全；其二，经医院鉴定，自称受到严重性侵犯的那位女生处女膜完好无损，其提供的物证（内衣等），亦无任何他人体液。

面对警方的询问，女生仍一口咬定该老师的犯罪事实成立。而其父母似乎有些迷惑了，他们主动要求撤诉。有心理医生提醒学生家长，应带孩子去专业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她是否患上了“妄想症”。

风波终于过去了，那位女孩在父母的陪护下接受心理治疗，病情渐有好转。但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因为老宁又与我不依不饶地纠缠上了。他并不认为那位女生是精神上出了毛病，而认为那位女生是受人指使蓄意败坏他的名声，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愤怒与恐惧之情也与日俱增，多次深更半夜打电话向我提供新的案情线索或要我给个说法。一年多来，他罗列了一长串的同事名单，先后指认他们是“强暴”冤案的幕后黑手，到最后他甚至把怀疑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我的身上。

实在没办法了，他妻子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哄他去医院看医生。诊断结果与那位女生几乎完全一样，属于受到某种强烈刺激而导致的受迫害妄想狂。

爱心

公安局在一天之内接到附近小区居民的7次报警，均属现金失窃。这7户人家放在衣橱、写字台抽屉或床头柜里的钞票不翼而飞，少则200，多则10000，数量不等。两户抽屉有撬动的痕迹，三户人家的衣柜有明显被翻动的迹象，另外两家无任何异样。门窗玻璃完好，看不出有外人进入。

当晚案件即被告破，偷窃者均为各家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们不约而同地瞒着家长，把偷到手的钱兴高采烈地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分别受到了老师的口头表扬。凡1000元以上者，都获得了一朵以上的小红花。那位奉献10000元的小女孩，一下子得了六朵红花，其中四朵盖在了作业本上，另外两朵分别印在了胖嘟嘟的手背和汗涔涔的额头上。

老师事后说，这只是一次培养爱心的志愿活动，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而且老师在头一天布置这项“家庭作业”时非常明确地告诉同学们，只许从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中支取，且最多不准超过10块钱。这项自愿筹集的善款，用于看望两天前因患重感冒而住院的校长。

教导主任对苍蝇般一拥而上的媒体记者们解释说，此事与正在住院的校长无关，她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发生。看望校长的主意是教导主任跟老师们闲聊时无意中提议的，她只是说各班的老师应抽空去医院里探望一下校长，可以带束花或提一篮水果之类的东西。校长入院时曾跟她反复叮咛：千万不要来探望，一是教学工作很忙，二是她本人也希望能静静地休息几天。

各班的班主任老师以及任课老师并没有集中商量便分头采取行动了。他们也仅仅是在上课前轻描淡写地跟同学们提到了此事而已，募捐之事并非反复动员或强迫交纳。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捐了钱，且制作了精美的慰问卡片和千纸鹤之类的慰问小礼物，这一点出乎意料。

警方、校方以及学生家长和媒体记者各方对此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观点各不相同。

警方并没有因为孩子的“义举”、“自首”而中止侦破行动。他们把注意力转移至小学教师们身上，“非法募捐”、“违规收费”、“涉嫌诈骗儿童”以及未成年人一次盗窃10000元现金当属“数额特别巨大”等等，均应一一查清。他们以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日夜不停地唤来当事人（包括学生与教师）和旁证人反复问话，笔录的材料迅速增加，一周下来，卷宗厚达一尺以上，光签字笔就用坏了11支。小学生与老师和家长都不止一次地流下了委屈、痛苦、愤怒、感激、恐惧、疲乏以及其他种种难以归类的眼泪。其中的一条结论是派出所指导员口头做出的，这位文静白皙戴着无边眼镜的年轻人性情温和、语气严厉：犯罪就是犯罪，这一点确定无疑，你们监护人就不必废话了。

接下来，警方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和街道社区等相关单位，开展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专项宣教活动，挂出横幅102条，张贴和散发传单20000份，召开各类不同形式的专题会议86场。社区的老年秧歌队、舞狮队、合唱队和健美队等组织了多场广场和街头演出。学校、居民楼和马路旁的橱窗、告示栏里贴满了宣传画和警示语。就这个问题，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人士撰写了近万篇检讨、体会和建议材料，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最后，在街道和教育局联合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有两百多人获得了奖状和奖杯……

为感谢警方为保一方平安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学校决定在广大学生中开展向警察叔叔献爱心活动并倡议同学们在完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踊跃捐出自己的零花钱，为警察叔叔“买一根冰棍，送一份真情”。

班干部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得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量，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

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询他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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