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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拉托雷克里（第1页）

终于回到罗马。从西西里返回的一段时间里，就连罗马在我眼里也显得比较安稳平和，不可思议。我请朋友帮忙在罗马郊外找了一家名叫“比拉·托雷克里”的公寓式旅馆（residentialhotel）。虽说是郊外，但距市中心坐大巴仅十来分钟。当然，我是说如果大巴好好跑的话。房间并不很大，客厅、卧室、小厨房、浴室。在此安顿下来后，暂时不刻意做什么，呆呆愣愣打发时光——正是旅行疲劳差不多浮出水面的时候。回想起来，这个那个手忙脚乱之间，离开日本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气候、食物的急剧改变，身体感觉似乎已一点点发生变化，头发干干巴巴，浑身酸懒，眼窝下陷，脸皮肿胀。

一如名称所示，“比拉·托雷克里”是旧公馆改造成的[1]，带一个甚是气派的大院子。而且位于小山上（托雷克里乃“三座小山”之意），视野十分开阔，罗马全城尽收眼底。从房间窗口可以望见外交部、台伯河以及有足球场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有足球比赛的日子，“噢噢噢——”的欢呼声甚嚣尘上，上空还雾濛濛地笼罩着吸烟的紫色烟气。刚目睹时我还以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的事情。

冬末至初春期间的罗马风景给人以极深的印象，罗马城简直就像小孩子耍性子似的要把缠在身上的冬天抖掉，这点同任何时节的罗马景致都不一样。奇形怪状的云气势汹汹地在空中飘移，在山麓蜿蜒流淌的台伯河无端地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把桌子放在窗前，写作累了，就漫然望着这样的光景。为了纺织出文章，我自己的身体也像罗马城一样耍起性子。这个季节经常下雨，甚至不时下雹子（致使阳台上摆放的盆栽紫苏全军覆灭）。雨停时，云絮强有力地四溅开来——感觉上颇像很早以前的场面壮观的电影镜头——似乎只罗马才有的眩目耀眼的太阳迫不及待地探出脸来，将城市染成一片金黄。切切实实感觉到春天即将来临就是在这种时候。

不过，同如此漂亮的景致和庭园风情相比，建筑方面很难说有多么气派。说清楚些，已经摇摇欲坠，设备也有些粗糙。墙纸褪色，处处剥裂，电梯像得了肺结核似的“吭吭哧哧”，厨房换气扇出故障动弹不得，窗扇吻合不好，热水出不来，地板吱呀作响。原先大约是蛮不错的建筑物（甚至可能有情调）这点不难想像，但如今尽皆破败不堪。总而言之，这座旧公馆没有为使其原样保持下去而进行必要的修茸。据说，这里动不动就换经营者，致使管理不够到位。不过，只要不过于讲究，大体过得去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其优点首推幽静。作为我实在谢天谢地。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可以安下心写小说的清静环境。

小说初稿于3月7日完成。3月7日是个阴冷阴冷的日子。罗马人称3月为发疯月——风云突变，冷热无常，前一天还煦暖如春，过了一夜就倒退回严冬。这天我是早上5点半起来的，在院子里跑了一小会儿，而后连续写了十七个小时，于子夜前写完小说。看日记，到底像是累了，上面仅有一句“何其快哉”。

我给讲谈社出版部的木下阳子打电话，告诉她小说大致脱稿。对方说4月初博洛尼亚有个“绘本”展销会，讲谈社国际室有人参加，最好在那里交付原稿。我说自认为是一部极有意思的小说。“哦——，原稿纸有九百页？果真有意思？”她怀疑地说。此人疑心相当之重。

翌日我马上开始第二稿，把写在笔记本上、信纸上的原稿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四百字稿纸共九百页份量的原稿用圆珠笔全部重写下来，非我自吹，没有体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第二稿脱手是3月26日。由于想赶在博洛尼亚书展之前完成，争分夺秒往前赶，以致最后右臂都麻木了，几乎动弹不了。幸好体质上我从不肩酸，肩自是问题不大，但胳膊受苦了。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在地板上一下接一下做俯卧撑。写长篇小说是个消耗极大的体力劳动，其程度远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时下开始用文字处理机，变得轻松多了。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第二稿进行细细修改。这也彻底完成，而定名为《挪威的森林》，已是去博洛尼亚前两天了。

在“比拉·托雷克里”写小说期间，除了小说我什么文章也没写。写信的气力都没有了，甚至日记都应付了事。接下去要为一家文艺刊物把这一期间的事写下来，较之随笔，更接近自白亦未可知。

凌晨3时50分的昏死

对于我，写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日常性行为。打个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样。没带地图，没带指南针，甚至食物都没带。树木如墙壁密不透风，硕大的枝桠重重叠叠遮天蔽日，就连里边生息着怎样的动物我都浑然不觉。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死思来想去。

平时不至于思考这个。将死这个东西作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极其少有的——三十五六岁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分说地出现死的图像。这一图像死死贴在脑袋四周的皮肤上不动，我持续感受着它的刺痒、它的讨厌的抠抓。在小说最后完成那一瞬间到来之前，这种感触绝不剥离。

总是这样，屡试不爽。写小说过程中，我总是心想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至少绝不愿意在小说平安写完之前死去。想到扔开没写完的小说一命呜呼，我就懊恼得几乎落泪。也许不会成为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说得极端些，如果不使小说完成，那么准确说来我的人生就不再是我的人生——每次写长篇小说我都或多或少这样想，并且似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阅历的积累而愈演愈烈。我不时躺在地板上屏住呼吸，闭起眼睛，想像自己死的情景，想像死去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这样想道：不行，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早上醒来，先去厨房往水壶灌水，打开电炉。这是为了做咖啡。我一边等水开一边这样祈祷：“拜托了，再让我多活几天，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是的——我到底该向谁祈祷呢？若向神祈祷，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实在太为所欲为了；而向命运祈祷，我又过于依赖自己了。也罢，无论向谁祈祷，只要一直祈祷，不久总会和谁顺利沟通的。我就像期待自己的祈祷迟早被哪里的外星人获取，而从山顶上随意向很多方向持续发射信息电波的科学家。不管怎样，作为我除了祈祷别无他法，因为生息在这个不确定的、暴力性的、不完全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充斥形形色色的死。冷静想来，能平平安安一直活到现在都已经近乎奇迹。

这样，我一味胡乱祈祷。祈祷漫不经心的菲亚特别在十字路口把我挑飞，祈祷街头警察手中那悠然自得地摇来晃去的自动步枪别朝我突然开枪，祈祷公寓五楼阳台扶手上岌岌可危地摆放着的花盆别瞄准我的脑袋滚落下来，祈祷精神异常者或吸毒成瘾者别突然发狂把尖刀“咕哧”一下子扎进我后背。

坐在面对卡武尔广场（PiazzaCavour）的露天咖啡馆里，喝着蒸馏咖啡观望四周景致的时间里，我蓦然涌起不可思议的心情：此时在此地走动的人们，一百年后将荡然无存。匆匆向前赶路的年轻女郎也好正上公共汽车的小学生也好盯视电影院招牌的小伙子也好以及我也好，一百年后恐怕都要化为毫无价值的尘埃。和现在同样的阳光一百年后必将同样照耀这座城市，和现在同样的风必将同样吹过这条街道。然而，位于这里的任何人都早已从这地表消失。

也罢，这样也无所谓，我想。纵使一百年后我的小说如死蚯蚓一样干瘪继而消失，我认为那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这并非什么问题。我所追求的，既非永恒的生又不是不朽的杰作。我追求的仅仅是此时此刻，仅仅是允许自己好歹活到把这部小说写完，如此而已。

1987年3月18日星期三，时间是凌晨3时50分。

当然外面还黑，到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用英语说就是“SmallHours”，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称之为“灵魂的黑暗”的时刻。如此说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是在写小说当中死去的。不过或许他还算幸福的，毕竟病情发作昏倒转眼之间就断气了，恐怕连考虑未竟工作的时间都没有。不，不对，倒地的刹那间说不定没写完的《最后的大亨》（TheLastTycoon）倏然掠过他的脑际。因为人这东西恐怕并非一下子就能死掉的。我猜想那肯定是很懊悔的事。那部小说已然在他脑袋里写完了，他只要把它变成眼睛看得见的形式即可。可是若提前死去，一切都化为泡影，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复原。

我凝视窗外的夜色，考虑了一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可以看见山脚下排列的街灯。街灯队列沿着台伯河徐缓地迂回着，一直向远方伸去。不时有车灯划着弧形消失在哪里。不闻任何声籁。岑寂。彻底的黑。就好像置身于深深的洞底。天空星月皆无，阴云密布，如被罩上了顶盖。我缩进沙发，舔一样啜了一口白兰地。这个时候喝酒太晚了，而喝咖啡又太早了。但一小口白兰地未尝不可吧。想听音乐，又怕吵醒老婆，转念作罢。何况，在如此万籁俱寂的黎明时分有什么合适音乐可听呢？

我在沉默中沉下身体。

3点半睁眼醒来是因为做了个奇妙的梦。太奇妙了，因而醒来。我因梦见什么醒来是极少有的事。我基本上不做梦，做也当即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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