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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第1页）

前　言

一九七九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包括其他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塘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塘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

日本中岛碧教授、美国李又安（AdeleRickett）教授曾分别为我查核日本和美国的资料。此文一九八三年发表后，一九九〇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同志提供了有关我父亲翻译工作的资料；一九九二年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同志提供了有关我国现代史的资料。我已把原文相应修改。谨向他们致谢。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

一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他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先回日本早稻田读得学位，又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让一位有贪污巨款之嫌的总长（现称部长）受到高检厅传讯，同时有检察官到总长私邸搜查证据。许多高官干预无效；司法总长请得大总统训令，立将高检长及搜查证据的检察官给以“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deLaBruyè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è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〇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地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些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咈哧咈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〇〇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〇〇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①冯自由《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②：“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③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④，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六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杨廷栋、雷奋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⑤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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