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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遐想（第1页）

我也像所有喜欢读五花八门杂学书籍的人一样，从童年时代起，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尘世生活和书中生活。尘世的生活，那是忍饥挨饿，无尽无休的排队，居住简陋、浑浑噩噩、疲于奔命人群中的一员。而书中的生活则是宫殿、剑客、北美的草原、海盗的大船、隐身义士、形形色色的强盗暴徒、髙贵的骑士，当然还有名门闺秀。在她们中有一位公主的倩影印在脑海里，令我终生难忘。这位公主是那样美貌无双，是那样绝顶聪明，她热情洋溢，忠贞不渝，因此她永久地隐匿于记忆深处，她完好无损地珍藏着，保持着艺术形象的完整性，她青春永驻，永不衰老，不变丑，永不丧失她的风韵……

我也有类似的“秘而不宣”的“宝贝儿”，我的“意中人”，我书中的楷模势必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对应的人物，使他们相互吻合，把文学描写的形象变成真实的视觉可见的具体的人。

有一次我顺手浏览一本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法国抵抗运动起义者斗争的短篇小说，起义者中曾经有很多热爱自己遥远祖国的俄国流亡者和他们的后代。其中大部分勇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可怕斗争中牺牲，在英烈的名字中有一位维卡（维克托莉娅）·奥勃连斯卡娅[1]。也许是她光荣而响亮的俄罗斯姓氏，也许是某种崇高的力量撞击着我的心弦，我的心震颤着，我渴望能够见到奥勃连斯卡娅公爵夫人本人的肖像。

我终于找到了她的肖像。我端详着，认出来了，就是她！她就是我想象中的“意中人”，铭刻在记忆中的、“我”的公主。

“记忆”、“想象”，这是赐予人们的超凡礼物！它们无比宝贵，因为它们曾经是自由的而且现在依然是无拘无束的。记忆和想象只属于你一个人，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而你呢？你只不过是一个穿树皮鞋的庄稼汉。但你却可以去忘情畅想，可以去爱女皇、爱公主，或者去爱公爵夫人。这没有什么关系，谁也无权干涉。这是我自己的事。就是这样！

真可笑！当然是有些可笑，可并不荒诞。大自然中有某种沟通心灵的东西、或者传导精神的东西存在，它超越人的意志、人的心愿，自然，它更不会听从什么人的指使。

谚语说得好：一味听凭他人指使生活，将会变成牲口！……

总而言之，我开始默默地思念起奥勃连斯卡娅公爵夫人了。我用自己的笨脑袋大胆地想象着，想象她那贵夫人柔嫩的脖颈如何置于断头台可怕而锋利的刀口之下，想象她美丽的头颅又是怎样被砍下来的。我心里非常难过，为那些死去的人感到万分悲痛。好了，算了吧！我想国王已经公正行事了，他下令把断头台的发明者也送到锋利的屠刀之下切断了脑袋。这台杀人机器虽然已经陈旧，但是看上去仍然是个庞然大物。

一年过去了。两年、五年、十年过去了。我似乎依旧能够清晰地看见：乡下普通砍柴斧一样的断头台上的斜口大刀落到了公爵夫人的脖颈上，冰冷的钢刀触及到了她娇柔温馨的皮肤……

法西斯分子的手丝毫也不颤抖，就像当年巴黎公社那些情绪激昂的革命者自如地使用过这个断头台，他们的心也并没有战栗。流年似水，而今留存下来的是《马赛曲》、断头台和一小抔历史陈迹……

又过了几年，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我终于来到了圣日耳曼隐修院的墓地。《文学报》记者基利尔·普里瓦洛夫陪同我来参观这个墓地。他这个人言而有信。他曾对我说：“我一定把您送到那里去！”——他果真做到了，尽管他的汽车坏了，他儿子小彼得那天又生了病，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小小的和不算小的故障。基利尔向我保证说他对这个墓地非常熟悉，我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拜谒伊凡·蒲宁的墓，如果精力和时间允许，我再参观其他地方。

乘飞机到法国时，我身体就不舒服，两只脚疼痛，加上在巴黎游览要不停地走路，痛得就更厉害了。虽然我买了一双巴黎软便鞋，疼痛仍然没有减轻。

蒲宁墓离公墓入口处不远。以前我在照片上见过他的墓，也读过有关资料，因此我对他的墓如此之简陋没有感到吃惊。离蒲宁墓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位名士之墓，那是德罗兹多夫斯基的葬身之地，这个人就是我国出版的书中提到的行刑将军，或者就叫刽子手[2]。两墓相互比较，蒲宁的墓甚至可以说有些寒酸和孤单了。将军指挥的旅团里的军官们，死后也有的埋葬于此，继续簇拥着自己的上司。德罗兹多夫斯基墓碑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的金色大字也颇引人注目，附带说一句，那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套话：“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捐躯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只是顺便说说的题外话。

蒲宁墓地沉重的路德教派风格的灰色十字架十分刺眼，看上去令人不太舒服，这十字架是按照标准规格用水泥浇灌而成，墓的周边也是用这种冰冷的材料筑成。这是一种不给任何人以温暖感的士兵军大衣的颜色。不大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这位伟大俄国作家和他的极能忍耐的妻子的名字，还栽种了四排花——三色堇。这便是这座洁净的修葺过的墓上的全部“豪华”，全部装饰。

我向墓碑献了鲜花，用双唇吻了吻粗糙的十字架——异国他乡的石头也是冷森森的。

随后我们环绕圣日耳曼隐修院墓地的老区走了一圈。老区几乎长满了雪松、云杉、白桦。我虽然不是什么历史学家，但是我观察发现就在这里安息着俄国现代史的相当一部分“精英”，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

我的两条腿拖着我的身子挪动着，益发艰难。我们不得不常常坐下歇息。抽烟的时候，我顺便向基利尔打听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的墓地在哪里。他回答我说：俄国起义者的墓地就在这里。于是我讲述了多年来一直使我着魔的人物，我请他带我到奥勃连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墓去看一看。基利尔面有难色，他表示，这事很困难，因为抵抗运动参加者的尸体埋葬在使用公费或是募捐来的钱修造的大型公墓里。这样的公墓竖着统一的标志，周围有围墙或者围栅。围墙上砌着小块大理石板，板上面有死者姓名和生卒年月。这些墓几乎已被人遗忘。只有在隆重的纪念日和逢五逢十的周年时人们才缅怀起法国抵抗运动中的这些俄国人，还有我们被俘虏的受苦难的士兵。当然，有可能找到埋葬奥勃连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墓，可这需要走上一天，也许还不止于一天，要知道我们只是参观了公墓老区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要想多走路，必须得有健康灵便的双腿才行。

“好吧！”我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我理解基利尔一直惦念着留在汽车里生病的小彼得和妻子。我请他赶快跑去看一看他们，如果状况还好，还可以忍受，我们就再到墓地里去参观一会儿。如果小彼得病情有所加重，我们就立刻返回巴黎。

基利尔沿小径向公墓大门跑去，我在近处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歇一歇自幼受寒作痛的腿脚。

时值十月下半月，巴黎的气候相当于我们西伯利亚的九月份天气。这时候在俄罗斯正是秋阳杲杲的大好时节，叶尼塞河彼岸的巍巍群山上覆盖着赤杨树，漫山遍野被染得通红，好似烈火在燃烧，但却又看不到一丝一缕烟尘。桦树落叶飘然而下，黄色的叶浪在所有的山谷里和小溪里流淌，阳光照耀，金灿灿的阔叶卷成了一团团。桦树的阔叶柔情地抚摸着落叶松枯萎的针叶，小小的针叶在光秃秃的森林里一直到降雪时还将保持着赤黄的色彩，它为自己在原始森林里显露出的孤傲的美丽而陶醉，它的最后一束针叶在初雪铺地时才无声无息地掉落在树根近旁。

在这里，在异国他乡，树叶散发出俄罗斯秋天的气息——桦树叶金黄，枫树叶和梣树叶火红。在铺满枯叶的干燥的小路上，飘落的叶子，五颜六色，层层叠叠，交织混杂，构成一幅秋日的绮丽图画。公墓的围墙和墓志铭同样也很引人入胜。我坐的长椅对面有一座墓，围墙是用玲珑精巧的雪花石膏（也许是石头）制作的，围墙里铺着厚厚的一层树叶，叶子萎蔫，飘散出可爱的俄罗斯泰加林或者是西伯利亚泰加林的刺鼻的苦味和浓郁的香气。这是由于周围生长着繁密的桦树和雪松，它们已经长成大树，但不知为什么还是那么忧伤、悲戚，虽然没有一丝轻风吹拂，没有惹人烦乱太阳的炙烤，可是树叶宛如地球上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仍然带着略能听到的哀婉，不停地向下飘落、飘落，覆盖住了公墓和围墙。在公墓中间用类似大理石，也许就是廉价的大理石板修筑了某种标志，从远处看，酷似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塔楼，塔楼的边缘和槽沟上粘贴着平滑的小石块，做工十分精巧，非常富有魅力，而且用同样的小石块拼成了简单的花字，显然这是什么人竭力想使这个简陋的公墓增添一些华丽，为俄国人在这里的最后安息地附加几分贵族色彩。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基利尔所说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阵亡将士公墓就在我的面前。我怀着一种重新燃起的兴致从碑的一角读起，开始看死者名单上的生卒年月。他们诞生日期不同，大部分都是出生在这里，在法国，他们的死亡时间，如大理石板上所写：“于1943年至1944年被处决。”

我的目光在一张张照片上溜过，在照片上搜寻。猛地，停在了正对着我的一张照片上，它比我们护照上的照片略微大一点，照片上的女人长得很美，梳着俄国妇女的发式——中间分缝的平直发。她的一双大眼睛闪烁着信任的光芒。一张圆脸，嘴唇稍启，似乎是在发问：“怎么样，你认出我来了吗？”我当然立刻就认出来了，而且我的心在颤抖，在飞快地跳荡，就像遇到出乎意料而又令人激动的时刻那样，我简直不知道我的心要飞向何方，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我过去看见过她的照片，那都是明显的“法国派头”的照片：面部浓妆艳抹，目光无精打采，扭歪着头，一副做作的姿态——这一切都赋予她一种异国情调，而这张照片上的姑娘与所有俄罗斯的漂亮姑娘一样。俄罗斯画家维涅兹安诺夫画了一幅肖像画：一位俄罗斯美女，腋下夹着一颗圆白菜，画上的美女就是以众多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作为模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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