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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1页）

我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没有培养出坐得住的工夫。基于这样原因我有时候记杂记，只是信手写上一些，并不经常写。从这一方面说，这固然很好，可以锻炼记忆力，让它不消闲。但岁月不饶人，天长日久，任何“最好的”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锻炼”都无济于事了：记忆已经开始疲倦，变得难以驾驭。

然而任何一种类型的人，尤其是从事创作的人，都渴望记住一些事情，并愿意在小范围内推心置腹地讲述赏心悦目的见闻、生活中的谐趣、大自然的奇景和历史上的轶事，讲述旅途的印象、邂逅时的交谈。或者仅仅是想与别人交流一点在头脑中闪现出来的思想和沉积在头脑里有趣的思想，这些想法也许只对作者一个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作者希望即使不被别人理解，起码应当有人认真倾听他讲述。

应当说，所有思维健康的人都需要有人与之对话，否则孤独会使他窒息；而如果找不到知音，人们则倾向于和自己独白，去追寻生活中不可探测的深度，去猜解难以企及的种种问题和不易解释的事物，如像世界观这样的在人类生存中看上去易逝而又简单的事物。一言以蔽之，这样的时候，对生活意义的经常性思考将会占据一个人的心灵。人的心灵和理智的这种最为复杂的活动就是一种自我认知。但是由于完全不理解他人遭受灾难时的痛苦心情，根本不了解生活的真谛，所以总是对生活、对自己不满意。这样的时候，人的秘而不宣的思考、隐秘的公开表露会遇到不信任的态度，或者是遇到高傲的嘲讽，表现出对“粗鲁无知和傻气”的蔑视。在这一方面，我们小地方（这里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的批评界可谓捷足先登，成就辉煌。它们自己昏昏然，毫无生命力，竟把前面提到的思考统统称之为“自我反省”，这样说大胆有余却又不负责任。判决已经做出，看来批评已经不再需要，应当把“自我反省者”看作是一种反社会现象，一种与英雄主义的现实和威武雄壮的现实格格不入的现象。这时候他们忘记了真正的诗歌，尤其是忘记了杜甫、欧玛尔·海亚姆[1]、莎士比亚、彼特拉克[2]、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勃洛克[3]、阿赫玛托娃和波德莱尔、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强有力的、悲壮的、享誉世界的诗歌。如果没有“自我反省”这些诗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就如同缺乏对生活真谛的理解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别的世界，不论他的世界是好是坏，是罪恶的世界，还是病态的世界，总之这是一个世界，而自我反省的过程就是“经过自己”感知生活意义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感知世界的过程相当复杂，相当痛苦。比如，因内在矛盾而受到损害的思想巨子列夫·托尔斯泰的认知世界过程，他所达到的超凡的哲学深度和一个不开化的农民提出“我和土地是什么”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紧张，都是复杂而痛苦的。

失去了思想的生活，失去了“思考和痛苦”的生活，这是空虚的生活、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尽管已是成年，在痛苦之中发现了似乎是身边平常的真理，这真理充满了伟大的意义：“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

不幸的是诗歌本身，特别是小地方的诗歌，过去曾经歌颂火车头、茶炊、三八妇女节和巴黎公社纪念日，现在又在讴歌白桦树、大轮船和生离死别。这种诗歌实在是过分简单，没有伟大的话题，没有“自我反省”。批评界则又时常在纯粹字面意义上理解伟大诗人具有挖苦意味的预言。这位诗人说过：“你们终有一天将会了解，诗是从什么样的垃圾里生长出来的，它根本不知道羞耻之为何物……”这里指的是物质面貌方面，即所谓垃圾的“形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诗的“圆木”这时却沿着现代生活的沸腾河流自行流放掉了，流落到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被加工成木材了。

“这不是‘聪明误’吗？”说准确些，这是由于教育水平低下、缺少文化和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缘故，否则，批评家们应当知道，只能从沙里淘金，从不被注意的小石头里或者不起眼的小河沟里采出金刚石。可是愚笨的母鸡浑头浑脑地在有伤大雅的粪土中寻找宝石粉。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外省的批评家们大概就学于一些专门学校，求教于我完全不知晓的教师爷，这些人头朝下读书，所以他们全是一些色盲症患者，只能分出黑与白，而彩虹和童话般的斑斓色彩他们的视力根本就难以辨明。

更令人悲哀的是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中，尤其是在电影中，人人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谈论起所有问题都是咄咄逼人、自命不凡，使得你不免觉得自己太贫乏、太落后，没有能够掌握“新事物”，难以企及“高峰”；也时常冒出来一个导演，推出的电影或者剧作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代表作”的水平，拋到银幕上的货色竟是矫揉造作得令人肉麻的东方杂耍表演，挂起来的美术作品竟仍然是“早晨”主题的翻版，画框里硬塞进某一个“伟大”人物，又一个“布加乔夫性格”闯入生活当中，于是乎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读者、观众和听众领会艺术的水平，“积累”文化素质的水平便裸露无遗了。

但历朝历代人总是人，人们渴望倾心交谈的需求从来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我希望永远也不会消失。就算作家自己是“牧师和教士”，可是自白的渴念，特别是尖锐地感到孤独的老年作家具有的自由的渴念，在我们这个忙碌的世界里熬煎着这些老人们，迫使他们寻找与对话者交谈的种种新的途径。最近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作家开始通过短篇札记——短文——来同读者交流，这并非偶然，这样可以更快地接触到为生活所迫而整日工作、疲于奔命的当代读者。产生了邦达列夫的《瞬间》、克鲁平的《种子》、别洛夫的《和谐》、索洛乌欣的《掌上珠玑》、扬吉·布雷利的《玻璃画》、科茹霍娃的《零陵香》，更多的还有一般的“微型散文”或者“抒情散文”，风格更为大胆泼辣和技艺更为高超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把它们称作“散文诗”。事实上屠格涅夫并没有表现出大胆的性格，倒是他的出版人更大胆些，是出版人给这位经典作家的短小精品冠以如此美妙的名字，作家也只能同意他，就如同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经常不假思索地同意“给我们提示并且教训我们”的人一样。

在会见时和通信中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树号？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为了避免作出解释，《树号》的第一版印发行时我曾经加了一个副标题：“微型短篇小说”。这其实并不准确。真正的短篇小说在书中极少，其他作品——短文——并不能称作短篇小说，应当说它们不属于任何体裁，不受已有的文学形式的束缚。

树号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东西，人人知晓。这是用斧子或其他利器在树上砍出的记号。开发者或者原始森林里的人砍下一个个树号，为的是从远处就可以看见树干上的记号，在泰加林里行走时，循着一个树号走向另一个树号，常常会走出小径，走出大路。有的地方，在树号的尽头会出现冬营地、居民点，随后会发展成为村落、城镇。

在俄罗斯的不同地方，在树上作记号的叫法也各不相同。在西伯利亚叫树号。在有人烟的森林里和至今仍未采伐的森林里现在也还使用这种树号，这指的是森林经营者、猎手、地质学家以及在森林里游荡的人们、探险者、沉郁的偷猎者和喜欢恶作剧的不安分的旅游者。

泰加林各处的这种称呼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之中，久久难以忘怀。现在，当我回忆起循着“树号”远征的过程时，心律仍然失常。我的心抽搐着，跳到了发干的喉咙眼里；我曾经用被蚊虻叮肿了的嘴唇呼吸空气，而嘴里全是蚊蚋和蠓虫的碎末。它们搅成一团，让人既喘不过气来，又从口里吐不出去，笼罩着一种对命运的驯顺，迟钝的、像死亡一样的驯顺，甚至连猛兽也没有力量反抗这种汹涌澎湃的力量，这种看来渺小却又十分可怕的力量。

我们以劳动组合的形式在离伊加尔卡河五十俄里处捕鱼，这条河离卡拉希诺村不远，这个小村现在已经从叶尼塞河岸上消失了。仲夏时节叶尼塞河上很少能够捕到鱼，我的那位坐不住的爸爸、时常想入非非的爸爸和他的副手商定要到人迹罕至的湖泊里去捕鱼，以便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

叶尼赛河附近的大小湖泊里渔产丰富，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小牛犊纵然要价便宜，运输可要花大价钱”，爸爸以为自己头脑灵活，聪明过人：“看，周围全是渔民，谁也没有想到要到湖里去捕鱼，正是我想出了这个主意！”

离河岸不远确实有那么一个湖。大概有五俄里远。湖水很深，湖心有个小岛，湖呈楔形，一面岸上生长着茂密的红松林，另一面岸边便是冻土带、苔藓和遍地的野果、浆果。

晴朗明丽的日子里这条湖显得格外亲切，它友好地敞开心扉，似乎已经一生一世地恭候我们这些未曾谋面的贵客，今天它终于等到了我们，让数不尽的白鲑鱼进入我们的试验用渔网，以至于捕鱼者的狂热迷惑住了劳动组合所有人的理智。

我们造了一架木筏，修了一个简陋的小窝棚，棚顶是用红松枝和一层薄薄的苔草搭成的。

总是有人或有什么事情使我们耽搁下来，迟迟不能去叶尼塞河边捕鱼。只是到了七月底，我们劳动组合的四个人——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半大孩子——才启程奔向这个朝思暮想的小湖。

仲夏时永久冻木带开始“解冻”，飞蚊遍地，湖水里浓重的湿气和树木腐烂的气息弥漫，空气显得黏稠，肉眼看上去只有五公里的路，走起来显得比以往要漫长得多。

放在湖水中的小木筏由于浸湿而下沉，修理了很长时间，匆匆忙忙地砍了一些树条，马马虎虎地在木筏上垫了一层。这全是因为蚊蚋太凶，它们像密密压压的云层包围住了我们。几个人久久地织补渔网，渔网线总是挂在树枝上、圆木杆子上和斧子砍过的切口上；返回宿营地时我们一个个情绪急躁，懊丧地泼掉了为我们热的茶，因为它已经不复是茶了，变成了汤——里面有数不尽的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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