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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1）

章　夫

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在路上……写下这个题目，是想进一步开宗明义阐释《中国很高兴》这个看似大白话的书名。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看世界，审判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刃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上，我们能够感受残酷，也能抵触阴暗处潜藏着的温暖。因此，我们不用窥探这个游戏的世界，更不用打捞或预测种种的游戏规则……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洞察到了自身内隐的不足，甚至是隐患，甚至是更大的陷阱……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真实地暴露了那么多的不高兴，所以，我们有了释放和从容，有了解决问题的淡定和不迫……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正在阔步走出不自信的阴影…………一定意义上讲，虽然有时我们不被理解，甚至误解缠身；虽然有时我们深感行路难趟，甚至步履维艰；虽然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这些声音还会无限放大；如是楚大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有的一切都能化解，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许我们的眼里交织着希望和失望，心里隐藏着喜悦和悲凉……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路上。

虽然长路漫漫似无尽头，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宽阔的路上。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不高兴。我们应该是很高兴的，我们高兴的支撑点是5000年的文明。因此，我们很高兴地相信，中华民族会越走越远……2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唐太宗曾经辩证地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求统一、外抗强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才真正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近不可逆转。

……什么因素会给这个年份的经济运行打上最深的烙印？一个人物？一个政策？

一个事件？我想说，最大的可能是一种观念——新的发展观。

“提高执政能力”。自*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以后，这句话迅速成为被引用极为频繁的语句，自那时候起，“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生词汇。

3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同的场合谈论“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于是乎，“跳出××看××”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以为我们在口头禅“跳出去”就“国际化”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些夜郎自大。我们的身和心都死死围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驻足四顾的视野毕竟有限，谁还能看得更加辽远？

有时我们的情绪是激动的，但由于脚上的镣铐太沉，使得我们很难挪动步子，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我们经年久远的自画像。

其实，我们已经用百年的时间向世界靠拢了。虽然我们传承着老祖宗的聪灵，也曾一度以为世界的所有都是我们的“纳贡国”。但我们自从知道了“西方”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的眼界开阔了，特别是“八国联军”给我们的印象太过深刻。故而有专家说，中国是从古代直接被西方“打入”近现代的，是带着屈辱与怨恨的心情向西方学习的。因为打不过别人，不得不俯首称臣低眉顺眼来适应“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如此，刀枪不入的冷兵器在坚船利炮的热兵器面前，谈论胜负已经失却任何意义，因为人类丢下生与死，战争的本身不过是一场强与弱的较量。　。　想看书来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2）

历史上的读书人面对“当前的问题”都喜欢“背对未来，面对历史”，从历史的典籍中，尤其是五经当中寻找对当代问题的解答。包括清代大学问家龚自珍，也自称“我没有什么新药方，只是贩卖古时的东西”。还有一个明末的顾炎武，面临当时那么多的问题，也只是寻找古代的东西，毕其一生留下一部寻古方、治新病的《日知录》……这也难怪我们的那些保守派们，三纲五常之下的君君臣臣，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背对未来，面对历史”到“背对历史，面向未来”，直接原因是因为打仗失败了。应该正视“当下”，才有“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可以说，这个非常之时的“未来”，就应该是西方了。于是乎，这个时候“经济”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邦济世”了。

中国发展中的某个阶段，套句《红楼梦》中的话来形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自鸦片战争以来，是西风渐盛、东风渐弱的过程，到“五四”前后，西风彻底压倒了东风。甚至于“全盘西化”的口号也提了出来。

此时此刻中国人的心态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传统文化被说得一无是处，照搬西方文化又屡屡“水土不服”……民族的心灵仿佛瞬间从博大精深变得空虚落寞了。

套用*·韦伯的话来说，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

4叩问历史，远的我们或许记不住了，就说百年间的事吧。20世纪100年的总成绩单上，我们看到，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中国做到了。

1918年是近代中国一个最好的风向标，是年底，中国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代表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团员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

考察团此举有双重目的，其一参加巴黎和会，其二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想从对方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触景生情：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的更严重。“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半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如是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信念。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其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感叹。自从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偶像——欧洲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所以，直到1903年前往美国访问时，梁启超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此时，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是他眼中的共和　　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地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直到70年后的今天，“70后代表学者”许知远帮我们作出了如下的解读——人们记住了梁启超情绪激动的“科学破产”，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后来的冷静补充：“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人们仅仅记住了梁漱溟的“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片面论断，而不知他想表达的是对过分功利主义的警觉。同样的，丁文江、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捍卫，也经常被误解为仍然相信“科学的万能”。　。。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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