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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战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做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20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诸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党员。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起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割据、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涵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无数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经播下的星星火种,又很快在天赋激情的爱国学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党学长陈约珥、王曦和黄成美等人,邀约大伯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开始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今天的湖北省党史,确认这是大革命之后武汉的第一个党支部领导的秘密组织,史称“都府堤18号读书会”。
当年的这种读书会,不仅是在一起传阅禁书交流革命思想,他们还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乡下去宣传鼓动,发动农民,启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因而很快就被乡下的保甲组织揭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迅速抄查了这个窝点,并逮捕了所有骨干,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为所有的人皆未承认共产党背景,警局也没把这些动乱孩子视为真正的敌人,于是关押一月后,全部交保释放,而且都还保留了学籍。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主人公贺国威,真名叫做何功伟,是当时湖北省学生地下党的领袖。他在1936年6月领导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届秘密学联,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学联以反对蒋桂战争为名,发动了全省各校的“反内战救国运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游行,大伯是联络乡村师范的负责人。但运动很快被弹压,秘密学联也遭到破坏,何功伟潜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锐(20世纪50年代成为毛泽东秘书,80年代成为中组部部长,当时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代恩施宣传部部长,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孙士祥(70年代一机部的领导)又组织了湖北省第二届秘密学联,任务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伯作为省高的学生会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年底,这一伙狂飙青年又成立了左翼进步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史称“民先”。他们坚持在国民党设置的学生集中军事训练营中,与右翼的复兴社、蓝衣社作斗争。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领导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史称“青救”。大伯参与了湖北“青救”的组建工作,并担任武昌区团主委、宣传委员。这两个左翼社团,迄今仍被官方视为当时中共的重要外围组织。
1938年2月,大伯经学长陈约珥介绍,在许云家宣誓,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许云是何功伟的妻子,担任了监誓人(建国后她成为中国妇联的领导)。从此他作为魏泽同党小组的一员,开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并在钱瑛大姐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青年党员训练班学习。
按影视剧的老话说——19岁的大伯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内心充满激动,因为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多数如他一样的所谓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独裁,哀叹民生多艰,渴望以天下为己任,企图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推翻专制,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战,爱国救亡”的口号,顿时迎合了自命有责天下的众多男女青年的心灵。
大伯其实早就明白他的父亲也在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当他正式履新成为党员之后,他曾经回到故乡,满怀欣喜地向其父报告——他也是地下党了。50年之后,他感慨地对我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听罢不仅没有惊喜和鼓励,而是狠狠地将他臭骂一顿。其父对他吼道:这种砍脑袋的事儿,有我一个已经是没法,你还掺和进来找死啊。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大伯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在那之后,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20世纪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某——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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