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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卖床单的母亲（第1页）

今天，5月8日，不是个普通的日子，对欧洲人而言，五十年前的今天，盟军占领了柏林，结束了欧战。

我可以想像，半个世纪前的今天和今天一样：二十几度的气温，天空蓝得干干净净，风轻轻一吹，苹果花和梨花就漫天漫地飘舞下来。小孩大声喊：下雪了！下雪了！细碎的花瓣落在孩子的头发里。

可是孩子脸颊苍白，立在冒烟的废墟中。城市像骸骨一样狰狞，街头到处是尸体。许多人为了避免羞辱已经在自己的寓所里举家自戕，形容消瘦的女人在瓦砾间翻找可用的物资。德国战败了。究竟是战败还是解放呢？这个问题，到半个世纪之后仍旧是报纸醒目的大标题。历史，什么叫历史，你说？

在欧战五十周年前夕，德国和俄罗斯共同做了一次意见调查：结束欧战，谁的功劳最大？69％的德西人说是美国，87％的德东人说是苏联，96％的俄罗斯人说，是我们自己，苏联。这一节的历史究竟该怎么写？难道所谓历史完全看是谁在写史？

欧战结束，每个民族都忙着重新建国——新的政府与新的权力，新的政治图腾与新的建国神话。曾经被占领、被殖民的国家最热烈拥抱的建国神话就是强调自己的悲情，控诉殖民者的不义，悲情将自己定位为纯被害者。被害者当然是无辜、善良的，而且由于被害，所以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法国人多年来把欧战看作一部光荣史，一边强调自己的被害，一边炫耀自己的抗暴事迹，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人认真地探索法国人与占领者合作的关系；尊贵如密特朗总统也不得不从光辉的抗德英雄的地位坠下，变成一个灰色的人物。

对德国最不愿意原谅的，恐怕还是紧邻的荷兰人。多次的意见调查显示：荷兰人比其他欧洲人对德国人更疑惧。更没有好感。即使只是一场球赛，荷兰人最想打败的就是德国队。“是不是因为，”一个德国记者尖锐地问荷兰总理，“把大战的责任全算在德国人头上，荷兰人自己的错误就不明显了？”

荷兰自己有什么“错误”？与他们对日耳曼人的憎恶成正比，荷兰人在被占领期中与德国纳粹的合作程度比其他欧洲人都高。德国记者的意思是说：当年你与纳粹密切勾结，怎么事后如此自许清高？

荷兰总理柯克率直地回答：“我想，荷兰人喜欢说——那全是德国人干的，以便让他自己良心舒服。结论就是：德国人都是迫害者，我们嘛，都是被害者！”

都是被害者？当然没有这回事，世界上哪一个殖民势力不是在一部分当地人的合作与支持下而得逞壮大的？荷兰一家报纸因而统计沦陷期间，大约4％的荷兰人是抗暴英雄，4％是“荷奸”，剩下的是灰色的沉默大多数，“什么叫灰色的大多数？”柯克不高兴地说，“……我的父亲躲起来了，我的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照那样算，她也属于那灰色的大多数了？你要她做什么？背着小孩去抗暴？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把家里最后一张床单给卖了，去换半公升牛奶，骑八公里路……你要她在我们村子里去革命抗暴吗？”

荷兰总理的动怒中透着真情：他看见的是一个含辛茹苦，在动荡中求生活的母亲。这样的一个母亲在政治道德上却被划分为灰类，令他不平。有意思的是，被划成黑类的德国人其实也由百万个含辛茹苦，在动荡中求生存的母亲们组成，她们也要卖床单换半公升的牛奶来养自己的孩子；那么她们是迫害者还是被害者呢？

只能把国家和人民分开来看吧。德国这个国家战败了，她的人民却解放了，也就是说，被“国家”所奴役的，不只是法国人和荷兰人，还有德国人自己。春秋之笔写忠奸之辨，得穿越识破多少层的所谓真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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