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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娃娃屋和自由（第1页）

小学五年级时，好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初一，而其他学生要通过“初级学业认证”考试才能被录取。对于更差的学生，他们会被送进“学业末一年级”的班上。最后还有“学业末二年级”，这也是差生们在十四岁离开学校之前的最后出路。五年级毕业后，我没参加考试直升初一，算是最好的学生之一。很长时间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从成人世界中获得正面的讯息。在那个年纪，一个简单的认可足以让我忘记创伤。我于是心情轻松地回家，想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这张成果证明。这一书面证据表明我并不是那么笨，在生活中我还是可以做成一些事情的。但她却并不了解我，认为我撒谎，是个骗子。“无论如何，”她对我说，“我再也不会为你花一分钱！”她断然拒绝我升入六年级，强迫我去“学业末一年级”。

开学后，我就不再学习数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了，而是学缝纫、编织、烹饪。国民教育的目的隐约可见：把这里的每个年轻女孩儿都变成模范家庭主妇。至于我呢，我当然也在这一领域有所进步，这倒也不让人讨厌。虽然规划被改变让我有些挫败，但我也开始在培养自己小主妇天赋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乐趣。

这年，学业末一年级的课程中还有制作娃娃屋。我会用到锤子、剪钳、螺丝刀和胶水。我又看到自己面前陈列着卢梭爸爸工作室里的那些工具。但这次我有权利独自使用它们了。我终于可以精确地再现小时候看爸爸做的事。我的老师纳瓦罗夫人同意我在没课或放假的时候也可以来学校。这就让我能从洗衣、刷碗、擦地、挨打的苦力中解放出个把小时。

还有一个小女孩跟我一起，她叫玛蒂娜·伏鲁斯。她的家庭状况也跟我一样？我从来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课时，我们俩显然更喜欢待在教室里而不是家里。在其他人去海边或者乡下时，我们俩继续娃娃屋的宏伟工程。

纳瓦罗夫人很快明白了，给娃娃建房子可以让我逃离那个不幸的家。胳膊腿上的青紫，一点声响就心惊胆战，估计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我的境遇。很多次，老师都试图问我这些瘀血是怎么回事，而我则总是编故事：在楼梯上绊倒了，和我的小弟弟打架了，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于是，纳瓦罗夫人会经常去绘画用品店拿一些彩纸的订购目录给我们。和玛蒂娜一道，我们做出选择。之后，纳瓦罗夫人会回到店里买来我们需要的。她知道这会让我们开心，她也知道我们最好待在学校里，越久越好。

我们做的娃娃屋很大，全是用木头制成的。我们还在里面用泡沫板做了一个楼梯。“女孩们，小心点，”纳瓦罗夫人提醒道，“这个材料很贵呢！”我们用萨金特-马爵尔钢笔尖划出每个台阶，用火柴杆搭起阳台。我们给每个房间都贴上了挂毯、踢脚板上也涂了漆，甚至还通了电，我们的房子里有壁灯、吊灯。这里是玛蒂娜和我渴望居住的地方。

由于我们被视作是差生中的一员，就要被传授两三项技能，以至于不会在现代社会中一无是处。纳瓦罗夫人也会时不时地利用娃娃屋给我们上数学课。“既然盒子里有五十根火柴，你们建阳台需要多少盒火柴？”我们于是复习了乘法表。

我在学校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着装的问题，参加手工课时必须穿罩衫。一年级学生要穿蓝罩衫，而二年级学生则要穿橙色的。但她不想再为我上学花一分钱。于是在整个学业末一年级，我都没有穿罩衣，所以也总是引起老师的不满。第二难，我得想个办法。于是有一天，趁父亲睡觉之际，我从他的裤子口袋里偷了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五十法郎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她打发我去六路街的裁缝用品店给玛丽-弗朗丝买袜子时，我趁机给自己买了一件罩衣。罩衣不太漂亮，是橙色的，袖子上有绿色的花边。最糟糕的是纽扣在侧面。女孩穿的罩衣应该在背后扣扣子，而不是在侧面。但我不在乎穿一件男生的罩衣。重要的是我给自己弄到了一件罩衫，我成功了。回家的路上，为了不露馅，我把罩衫藏在了裙子里面。一想到终于可以穿着罩衣去学校了，我便欣喜异常，甚至都忘了把手里的零钱藏起来。走到了楼下，我发现她同往常一样，站在她卧室的窗口。那是她最喜欢的哨所，从那里可以观察到我的行踪。我感到一阵寒气沿着脊柱向上升。她有没有看到我把罩衫藏在了裙底？橙色的罩衫不会被忽略。她肯定看到我了……转瞬间，我的视线模糊了，耳朵也还是嗡嗡作响，手心出汗。我本能地松开了手指：把所有的零钱都丢在了路上。幸好，她什么都没发现。天知道如果发现我偷了爸爸的钱，她会怎么对付我。

第二天，我偷偷去上学，罩衫还是藏在裙底。也是头一次，在手工课后，我可以跟其他所有同学一样，骄傲地把罩衫挂在走廊的衣帽架上。成年人不会知道差别感会如何地让一个孩子感到受伤。好吧，说实话吧，就算穿着罩衣，我也不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样。原则上讲，每个周五，学生们都要把罩衣拿回家让妈妈洗干净。很显然，我自己的罩衣便一直被挂在学校的衣帽架上，常年如此。更糟的是，在此期间，戴高乐将军执政，政府决定，1953年后出生的孩子需延长义务教育至十六岁。对于在学业末年级的孩子呢？他们得再上两年学。我的手工罩衣于是在学校的衣架上挂了三年。好在我还一直拥有和玛蒂娜一起建娃娃屋的场地。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远离家庭，有时甚至在周末也如此。

我们也有缝纫课。开始时，我们会学一些基础。之后的一天，纳瓦罗夫人让我们带一些布头来创作我们的第一部分作品。布头？除了在上学路上找找看，我实在想不出来怎么能弄到。我最后偷了一块小妹妹玛丽-弗朗丝的蓝被单。由于一直是我负责洗床单，所以挪用一两个床单轻而易举。这个蓝床单被我做成了一个漂亮的厨房围裙，这是我的第一件作品。我对自己满意极了。后来，我又做了一件皇家蓝色的毛呢半裙。当然，我们有权利把我们的作品拿回家。但自从被拒绝升入初一，我就知道我不会得到肯定。如果我把裙子拿回家，她一定会骂我是小偷。我最后在楼房的楼梯下面找到了一个藏匿处，那是个垃圾间。我先是把我漂亮的裙子放了进去。之后我还做了个菱格衬衣，也藏到了这里。

1969年4月27日，星期天。我一早就去集市买东西。我在肉铺停下来买了两块牛排。还买了一根长棍面包。途中我还去看了看不在咖啡店的父亲是不是正和伙计们喝酒。之后，我就跑回家准备做饭。“啊，你还真回来了！”她见我回来，说道。在衣橱的旁边，我的衣橱旁边，有个行李箱。“太好了，有客人来。”我想，“有客人来的时候，她就能让我清净一些了，也不能随时打我了。”同往常一样，我亲吻了一下罗伯特和玛丽-弗朗丝，然后到灶台旁开始给弟弟妹妹们做吃的。之后洗碗，收拾。

突然，我的思维停止了：“为什么她不在我背后监督我？出什么事了。”我可以同所有人一样，喊她的名字，但很多年以来我就已经不跟她讲话了。我放下盘子，越来越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我于是走到客厅。她正坐在红黑相间的人造革沙发上。我直愣愣地站在房间中央等待着。她一言不发，起身去餐厨的抽屉里翻找着什么。“她这是要干吗？”她转过身来，穿过房间迎面走来，经过我旁边时推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拿起行李箱，转回我这边。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在准备什么，我机械地缩了缩脖子。“喂，你可以滚了，你十六岁了，我领不到你那份补助了。”她对我说，右手拿着行李箱，左手是五十法郎、两张地铁票和一张身份证，我的身份证。

我怔在了那里，头晕目眩。几秒钟后，我的大脑重启了，我朝玛丽-弗朗丝的卧室奔去，想要拿点东西。“随便什么东西，但我得拿一样，作为小妹妹的纪念。什么都行。毛绒玩具猫。行，一只毛绒小猫，这挺好的。”还没来得及把小猫装进行李箱，她就抓住了我的肩膀，用手心推我的后背，把我推向门口，就像是每晚把我推进衣橱里一样。被推搡着走了几步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楼道里了，房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被关上了。我乘电梯下楼。走出大楼之前我去垃圾间拿回了我的蓝裙子和格子衬衣。好了，我这会儿在街上了。可惜的是不能和玛蒂娜一起把娃娃屋建好了。我的双腿机械地朝前走着，走向我唯一认识的公交车站，就在火车站路上我们曾经住过的公寓旁边。134路公交车带我离开了博比尼市，我不知道它会带我去哪。我把车票递给了检票员，仅此而已。公交车上有个红黑广告牌：“Dubo…Dubon…Dubonnet！”我被这个广告深深地吸引住了。我那是还不知道杜本内（Dubonnet）开胃酒，它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但这个广告语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打转。“Dubo…Dubon…Dubonnet…Dubo…Dubon…Dubonnet…Dubo…”

我坐在车尾，终于打起了精神，开始做预案。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正坐在一辆载我去巴黎的公交车上。去哪？我一无所知。我想起来看看她给了我什么：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几件旧衣服，我的身份证。突然，灵光一现！我把手放到连衣裙底下，找到了一张藏了几个月的存折。我赢得了博比尼市政府组织的绘画比赛。比赛的主题是“畅想2000年”，这让我想到了未来主义的高楼大厦。这幅画让我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一个存折卡，里面有五十法郎。当然了，跟以往一样，我瞒住了这件事。所以说，我口袋里不只有五十法郎，而是一百法郎。这在我看来可是一大笔财产。坐在这辆终点不明的公交车上，我也在时隔多年后又一次呼吸到了自由的气息。我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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