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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突然出现的生母（第1页）

我在康复所待了一年，但在当时，这并不代表着休息。每天黎明时分，护士们便在走廊里大喊，为了把我们叫醒去洗漱，然后去食堂吃早餐。之后，我们去见医生，进行功能锻炼。在医生那儿也一样，他们一直大喊大叫，为了鼓励病人。我就像是身处圣迹区[1]似的，这里有事故受害者，截肢者，没有治愈或没被治好的病人，严重烧伤者，小老人，风湿病人，瘸子。哀叹声此起彼伏。博荣医院里不间断的嘈杂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里充满哀号声的氛围。我远不是病得最重的那个。说实话，这里甚至给了我希望，我对自己说：跟其他所有人相比，我还有很大的希望能够重新走路。不幸的是，这种环境让我完全成了无名氏。这里有太多我这样的人了，没有家的可怜孩子。我再也不会是谁的宠儿。我不再是那个在博荣医院里受到保护的小女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长，我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了。

几个月后，我可以站起来了。我把轮椅换成了拐杖。没时间扭捏作态了，要好起来。终于，一年以后，我赌赢了：我的左腿又可以动了。然而，我不知道的是，一个新的残疾开始在我身上发展，它要跟我开一些很恶毒的玩笑。而这种病在当时还没有在医学界被定义：癫痫。我有时会在房间里恢复意识，但对发生的事完全没有记忆。我根本察觉不到自己晕倒了。我之后会在晕倒的地方醒过来，而唯一的迹象便是额头上的一个肿块或是腰间的瘀青。如果倒在了餐厅或走廊里，护士们会送我去医院。医院的医生认为这是抑郁导致的。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抑郁。我没有在博荣医院时那么快乐了，我很思念莎伏安艾克。但这里的伙食很好，护士医生也和善，我穿得也不错，再加上所有要做的训练，我真没时间烦恼。我甚至下定决心要让所有人看到我可以走路。事实上，我的血管里没有一丝的抑郁分子。但在医生们看来，这有可能是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此称为“否认”。

在赛斯塔待了一年后，我走出去了。但我还是个孩子，离二十一岁很远，离成年很远[2]。我于是来到了巴黎郊区蒙鲁日的社会健康指导机构的接待中心。由于是在午饭时间到的这里，一位女教员领我去了食堂。她让女孩儿们让给我一个位子，但却没人动。过了一会，一个女孩大声叹着气，在长凳上给我留出了几厘米的空间。我刚坐下来几秒钟，一只多莱斯玻璃杯就从头顶几厘米处飞了过去，我头皮发颤。“贱货！我要打烂你的嘴！”我几秒钟之后才明白这些话和这只杯子并不是为我准备的，而是针对坐在后面桌子的一个女孩。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好了，又开始了……”我看到自己又回到了博比尼的地狱里，侮辱谩骂，拳打脚踢，随时随刻被扔到面前的碗盘。“好了，美好生活结束，是时候回到你的世界了。”我顺从地想。

我不明白所有的这些暴力从哪来。很久以来，我都在寻找一个解释，但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都落在我头上。是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医院的蚕茧以外只有地狱？多莱斯玻璃杯摔碎在我身后的地面上，此刻，这幅画面让我在明白：事实上，除了个别例外，生活就是地狱。或许无论如何，世界便是如此。

我在蒙鲁日的社会健康接待中心只待了二十四个小时，这也足够让我被洗劫一空。赛斯塔休养院的负责人普博朗小姐在我离开时送给我几个礼物。主要是中心制作的书籍和衣物。趁我去卫生间的时候，蒙鲁日这些扔杯子的人就把我行李箱里她们喜欢的东西拿走了。事实上，她们留下的只有书：《爱丽丝漫游仙境》《秘密七人组》《著名五人帮》。我于是没多少衣服了，但还可以阅读。社会工作助理第二天来对我说我被转入另一个中心，在蒙特勒伊的巴斯德路72号。唉！

为什么我又回到了社会健康指导机构？我一无所知，甚至也没有问。我是未成年人，被放在社会健康接待中心，就说明我没有法定监护人。事实上，我的父亲正式地、用行政手段抛弃了我。不承认我是他的女儿。我在很多年后才知道了这件事，也就是在写这本书时。那时，我只是又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同以往一样，我继续前行，不考虑明天会怎样。

蒙特勒伊的指导机构是个年轻女性工作者中心。接待我的女教员名叫弗朗索瓦兹。她先是给我看了我的房间，我还要和另一个女孩一起住。她之后给我解释了中心的规定。我有一周的时间调整情绪，熟悉地点。在这七天中，中心为我提供免费的食物。在这短暂的适应期到期前，我要找到工作。我得像中心的所有其他女孩儿们一样，学会对自己负责，早晨出门工作，晚上回来睡觉。我于是花了一周的时间在公共大厅里阅读或是听音乐——蒙鲁日的那些女孩还偷了我的小半导体收音机。

晚上，我结识了卢塞特和玛丽-凯蒂。在中心的点唱机上，我们听了《迈克尔回来了》。她们俩都跟我有点像，穿着也一样。其他的女孩们都走minimaxi路线——一条黑色迷你裙，外面穿着黑色大外套，一双黑色的及膝长靴。但我觉得这种潮流既粗俗又不精致。事实上，我十八岁了，但还不知道男女间的两性吸引，我天真得让人沮丧。

一周的适应期结束后，多亏了《法兰西晚报》，我进了一家睡袍制作工坊。在二区的桑提业路一号。我的任务就是把睡袍叠好放进纸箱中，每箱放十件。一个无趣而令人厌烦的工作。但我还是要好好工作。我用眼角偷瞄了旁边工作室中女裁缝，看她们如何裁剪制作睡袍所需的布料。她们的机器让我向往。我想在她们的位置上制作衣物，但我还太年轻了。我不得不转移目光，继续关注面前的纸箱。这太让人沮丧了。

一天，我又在医院醒来了，在“门口”部门，也称临时住院部。这里有点像一间前厅，病人们在进入急诊之前要在这里等候。为什么说是“门口”？这还来自于收容所时代，当时的修女在门口接待贫苦的人，然后决定是否收留他们。如今，我们把这一服务成为UNCD——短期收容单位。当然了，“门口”服务不会有多豪华奢侈。我来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有霉斑。事实上，我刚刚经历了癫痫发作。但问题是，在1972年，还没有医生认识这种病。“好吧，小女孩，发生了什么？”他们问我。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完全记不得了。我精疲力竭，就像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但我一点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天后，有人用担架抬着我去了精神病部，那是一间双人房。在我旁边，平躺着一位一动不动的小个子女士，她呼吸很沉，手脚都被绑了起来。她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眨都不眨。她只有颌骨在动，但没有声音，仿佛在咀嚼想象中的食物。我为什么到这来了？没人注意我。我躺在床上，等着有人对我说些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好了，我的小女孩，发生了什么？”还有人继续问我。“我已经跟您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是事实。然而，他们都觉得很蹊跷。几个小时之后，一位护士给我拿来了药。一只小的白色平底杯，还有三个药片和滴剂。

这些滴剂是硫利达嗪，这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精神病药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好了！关于癫痫的信息记载确实太少了。我于是成了“精神分裂”。吞了这些苦味的药剂之后，护士让我吐舌头。为什么她想让我吐舌头？从来没人让我这样做过。这是，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我之前甚至没听过“精神分裂”这个词。我也一点不在意，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自己病了。但我看得出来有些事情不太对，但我自我感觉很好。情况变得完全无法控制了。

第二天，我发觉我所处的部门比之前住院的地方都要严格。中午：药片和午餐。下午：再吃药。晚上：再再吃药，晚餐，上床。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睡觉。最好的状态也是半昏睡。一夜之间，我的身体变得异常沉重，难以动弹。我无法正常地自我表达，就像是颌骨被卡住了。之后的日子也一样。有时候，会有人带我去看精神病医生。问好后，我就让自己倒在扶手椅上，等着发生些什么。“好了，我的小女孩，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问我。唉，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您至少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吧？”不，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我什么也答不上来，这似乎让这位精神病医生很郁闷。他等我开口。半小时的沉默之后，他把我送回了房间。当然，我也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克利希的博容医院，纪龙德省的功能锻炼中心，我在这些地方待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而我却对自己说这只是我能回忆起的一小部分，药剂阻碍了我的思维。

终于，这奇怪的制度进行了几天之后，弗朗索瓦兹，那个我在蒙特勒伊见过的女教员来了。社会健康指导机构就是我的监护人，她过来把我带回中心。离开之前，护士给了她我要服用的药物清单：硫利达嗪和三种药片。自从来到精神病科，这些药物我每天都要服用三次。医嘱很明确：要继续治疗，每周看一次神经科医生。

与神经科医生的会面每次都在沉默中进行，三次预约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对于药片，我也很快明白该怎么办了。弗朗索瓦兹第一次给我药时，我在吃完后立即伸出了舌头，就像在医院里学的那样。“不用了，我相信你。”她对我说。此时此刻，我明白了这个鬼脸是为了让护士确定你已经吞下了药物。很显然，为了让大脑运转起来，我决定背叛弗朗索瓦兹的信任。我只要假装吞下这些可恶的药，然后把它们扔进垃圾箱里就行了。中心不止我一个人吃药。早晨，所有女孩都离开房间下楼，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新的一天从在弗朗索瓦兹那儿领药开始。我们进了她的办公室，她把药递给我们，数了10，20，30，40，50滴的硫利达嗪，把它们滴进一只多莱斯玻璃杯中。之后，一旦她转过身去给别的女孩准备玻璃杯，我就把这五十滴硫利达嗪倒进她办公桌旁边的绿植中。至于药片，我会像仓鼠一样把它们藏在腮帮里，过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把它们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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