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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部分（第2页）

这首词的情调，下开辛弃疾词的先声。他的其他一些词，也较少有绮丽尖新的语言、柔媚委婉的风格。只是他的语言技巧比较粗糙，成就不高。

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6）进士，元祐年间当过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被一贬再贬，流放到郴州、雷州，后来在赦还途中，卒于藤州。有《淮海居士长短句》。

秦观并不是一个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人，只是由于受牵连而招致不幸的命运，再加他的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所以内心总是被悲愁哀怨所缠绕，不能自解。因此，“愁”成为他的词中最常见的主题，如《千秋岁》“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浣溪沙》“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都是他的名句。而他的词的意境，也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最为凄婉”，如下面这首《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词人悲苦的心境，投射到他所见所闻的景色音声之中，使之染上凄婉的色调；他又用清丽的语言把这些景色音声编织成词中的意象，以主体的情绪与视角为脉络串连成流动的意境，虚实相间，身边事与心中情相互回环缠绕，构成浓厚的感伤气氛，极细致地表现了身处逆境的文人对于不能自主的命运的哀怨。

在伤怀人生命运之外，秦观又写了不少描写男女恋情的词。这虽是一个传统题材，但秦观往往写得比前人更为真挚动人，像著名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借着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古老传说，写出人间一种执着深沉的爱情。作者对于爱情的严肃态度，与许多诗词中把女性的外貌和情感作为赏玩对象的做法有极大不同，因此增添了“情”的感染力。另外，由于秦观一生中情感基调的低沉，他的爱情词也多偏向于写情中的愁怨。

上面这首词中“纤云弄巧”四字，也正好可以借来象征秦观词的艺术特征。他的词大多写得纤细、轻柔，语言优美而巧妙，善于把哀伤的情绪化为幽丽的境界。这种风格主要承自李煜及欧阳修、晏殊一脉，但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创意，有其显著的特色。同时，秦观词也受到柳永、苏轼的若干影响。

苏轼读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讥讽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高斋诗话》）确实，秦观这首词以及其他一些写恋情的长调，写得回环曲折、缠绵悱恻，与柳永很相近，只不过语言不像柳永那么俚俗。其实秦观也有些词是学了苏轼的豪放磊落，如《望海潮·广陵怀古》、《满庭芳》（“红蓼花繁”）就是，但由于性情的关系，这一类词他写得很少。倒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他把创自苏轼的化用典故和前人诗句的手段，运用得相当成功。一些为人称道的名句，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是出于隋炀帝诗；“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是变化了杜甫的诗句。

当时另一个著名的词人是贺铸（1052—1125），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外戚之家，又娶宗室之女，却因个性倔强，颇得罪了一些人，一直当不了高官。晚年退居苏杭一带，自称庆湖遗老。有《东山词》。

因那种耿介高傲的性格，贺铸有些词写得意气慷慨、境界阔大，略近于苏轼而少些高逸之思，多些凌厉奇崛的味道。

像《六州歌头》描述他的“少年侠气”的交游，是“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写得狂放不羁；转而抒发不遇的感慨，是“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还是傲然自重身份。这首词急促奔放的风格对南宋一些词人有较大的影响。

但贺铸词主导的风格，却是另外一种，那就是较多地继承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的路子，以秾丽精致的语言写男女之情和人生愁绪，不过他写恋情不那么露骨，而笔调要爽利些。如他最著名的一首《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上阙借邂逅一个女子而不能获得的情节写人生的怅惘，下阙由此抒发一种难以言状的“闲愁”。末节历来被人称赞，贺铸还因此得了一个“贺梅子”的雅号。从全篇来看，多用丽藻、替代词，形成辞面的优雅华美，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词中还明显袭用一些前人的辞句或诗意，如“凌波”一句的字面和意思，都是从曹植《洛神赋》来，“锦瑟”一句则出于李商隐的诗。在贺铸其他词作中，还常有直接运用前人诗歌原句的情况，有时融和得比较巧妙，有时却显出拼凑的痕迹。这种重视锻炼辞面，追求富艳典雅的倾向，使贺铸的词在当代别具一格，但往往也造成抒情的疏隔。另外，贺铸的慢词，也有许多接近柳永的地方。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落拓不羁，二十四岁时入太学读书，因献《汴都赋》升太学正，后来当过一些地方官和校书郎、宗正少卿等职。徽宗即位后，由于他精通音律、善作词，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有《清真集》，又名《片玉集》。

北宋末年，以汴京为首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向享乐方面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说，当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从士大夫阶层来说，由于政治风波反复不已，他们的政治热情已经减退了许多，很少再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人了。虽然庄严的议论还是在发，士大夫的真正的情感和企望却转化在享乐主义的和艺术化的私生活中了。

恰巧又是一个精通艺术、善于享乐的宋徽宗做了皇帝，更助长了这种气氛。周邦彦本来也有些文人常有的建功立业之想，但他既不具备相应的才能，也没有升迁到必要的地位，也就自然地走进这种生活圈子，把精力放在音律研究、填词作曲上。提举大晟府，其实是发挥了他的专长。

周邦彦的词作，内容不外乎男女恋情、别愁离恨、人生哀怨等传统题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不够广阔。他的成就主要是融合诸家之长，使词这一体裁发展得更加精致。

在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词风在大力开拓词的表现领域的同时，又往往成为“曲子中缚不住者”，表现出作为文字作品的词与音乐逐渐分离的趋向。而周邦彦却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应该说两种方向各有其成就。在任大晟府提举时，周邦彦以他的音律知识并吸收民间乐工曲师的经验，搜集和审定了前代与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确定了各词调中每个字的四声，连同为仄声的上、去、入都不容混用，并创制了《六丑》、《华胥引》、《花犯》、《隔浦莲近拍》等不少新调。他所作的词，格律自然是十分严谨，如《绕佛阁》的双拽头：

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

词中“敛”字上、去通读，“迥”、“动”、“迤”三字阳上作去，“出”清入作上，这样每个字都合四声，读来抑扬变化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顺而显得拗口的地方。这种词本身即富有音乐美，同乐曲能够完美配合。所以，当时上至贵族、文士，下至乐工、歌女，都爱唱周邦彦的词。

其次，周邦彦的词极讲究“章法”即整篇结构。自柳永以来，作长调的人多了起来。但这类词篇幅长，布局的讲究很费心思。而不少人写长调时，或是中间填上些丽藻充数，或前紧后松，或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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