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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70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被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地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八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做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做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与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家庭危机顿现。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剧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备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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