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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 1967（第1页）

1966年9月，赫伯特·格尔德来蒙特勒访问我，大部分问题是他提出来的。其余问题（带*号）则由乔治·普林普顿寄给我。两部分合起来发表在1967年10月的《巴黎评论》上。

早晨好！请允许我问上四十多个问题。

早晨好！问吧。

亨伯特·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很不道德，然而，在好莱坞和纽约，四十岁男人和比洛丽塔稍大一点的女孩之间发生关系是常有的事。他们的结合并不引起公众特别的愤怒，反倒获得公众的青睐。

并不是我认为亨伯特·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的关系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这么认为。他在意，我无所谓。我不关心公众道德，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且，四十岁的男人和十多岁或二十出头的女孩结婚这事和洛丽塔没什么关系。亨伯特喜欢“小女孩”——并不只是“年轻女子”。小仙女就是女孩子，不是刚出道的女伶和“性感小猫咪”。当亨伯特遇到洛丽塔时，她才十二岁，不是十八岁。你可能记得，在她十四岁的时候，他就称她为“老情妇”了。

有个批评家这么说到您，“他的情感与众不同”，您认为这说法有道理吗？或者这意味着比起别人来您更了解自己的情感？或者说您在其他的层面上发现了自己？或只因为您有独特的经历？

我不记得那篇文章了，但如果一个批评家作出这样的说明，这意味着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他一定研究过至少三个国家几百万人的情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确实是个异类。反之，如果他的研究对象只局限于他的亲朋好友，那他的说明就无须严肃地加以讨论了。

另一个批评家在文章中说，您的“世界是静态的，可能因痴迷而变得紧张，但不像日常现实的世界那样会发生断裂”。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对事物的看法是静态的吗？

谁的“现实”？哪儿的“日常”？在我看来，“日常现实”这一术语本身就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假设这样一种状态：永远可观察、具有客观本质、天下皆知。我怀疑你虚构了那个论“日常现实”的专家。两者都不存在。

这个批评家是存在的（说了他的名字）。还有一个批评家说，您“贬低”您的人物，“以至于他们成了一出大闹剧中的小角色”。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亨伯特尽管可笑，但仍然有一种感人的、固执的特征——那是一个被宠坏的艺术家的特征。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亨伯特·亨伯特是个自负、冷酷的坏蛋，他想方设法显示他的“感人”。这个形容词就其真实、眼泪汪汪的意义来说，它只适合我那位可怜的小姑娘。另外，我怎能把我自己创造的人物“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人们可以“贬低”一个传记主人公，但不能“贬低”一个幽灵般的人物。

*福斯特（1）说他的主要人物有时会掌控小说的发展。您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或者您完全控制小说的发展？

我对福斯特先生的了解只限于读过他的一部小说，我不喜欢这部小说。然而，有关人物失控这种奇谈怪论不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这种说法就像羽毛笔一样古老，虽然，人们会同情他的人物，如果他们想要逃避印度之行或别的他要带他们去的地方。我的人物只是划桨船上的奴隶。

*普林斯顿大学的克拉伦斯·布朗指出您作品中存在着引人注目的相似。他认为您是一个“极度重复”的作家：以很不相同的方式叙述本质上同一件事。他还谈及“纳博科夫文艺女神”的命运。您意识到在“重复自己”吗？换句话说，您是在不同作品中追求一种有意识的统一吗？

我没有读过克拉伦斯·布朗的文章，但他可能说得有些道理。缺乏独创性的作家似乎多才多艺，因为他们模仿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作家。而艺术原创性只有它自己的自我可以效法。

*您认为文学批评就是有目的的吗？就一般的批评而言或是针对您的创作来说，文学批评是建设性的吗？

批评的目的是对批评家读过或没读过的作品发表看法。如果批评能给予读者，包括作品的作者有关批评家的才智或诚意或这两者的某种信息，那么在此意义上，批评就是建设性的。

编辑的功能是什么呢？他能提供文学上的建议吗？

所谓“编辑”，我想你是指校对者。他们中间，我认识几个得体、温和的聪明人，会和我讨论分号的用法，仿佛这是体面攸关的事——确实也常是艺术攸关的事。但我也会遇到一些浮夸的、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试图“提建议”，而我则大吼一声：“不删！”

您是一个悄悄走近蝴蝶的捕蝶者吗？如果是这样，那您的笑声不会惊吓它们吗？

正相反，笑声会让它们安静下来，进入一种慵懒的安全状态，就像昆虫模仿枯叶时那样。虽然我不喜欢读对我作品的评论，但我正好记得一位年轻女士写的文章，她想要在我的小说中找出昆虫学象征。如果她对鳞翅目昆虫学略有所知的话，那她的文章会比较有趣。但天哪！她对此一无所知，她使用的术语很混乱，因而互相冲突，十分荒谬。

您如何解释您对所谓“白俄”流亡者的疏远？

噢，在历史上，我自己就是一个“白俄”，因为所有像我的家庭那样，一开始就因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而离开俄国的人都是白俄，我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白俄”。但这些流亡者分裂为许多社交圈子和政治派别，就像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整个俄国那样。我既不与“黑色百人团”（2）白俄交往，也不与“粉红色”的所谓“布尔什分子”交往。而另一方面，我在君主立宪知识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知识分子中都有朋友。我父亲是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我也不在乎被贴上老派自由主义分子的标签。

您如何解释您对现在的俄国的疏远？

这是对时下宣传的虚假的解冻的极不信任。是对难以救赎的罪恶的持续关注。是对所有感动今日苏维埃爱国者的东西漠不关心。是对早在1918年就对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骄矜和庸俗本质有所察觉而深感满意。

*您如何评价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和其他在您离开俄国之前就创作的诗人？

我童年时代就读他们的诗，那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自那以后，我仍然迷恋勃洛克的抒情诗。他的长诗软弱无力，那首出名的《第十二个》糟糕至极，用一种虚假的“原始的”调子来表情达意，最后还粘贴上一个“左”倾的不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形象。至于曼德尔施塔姆，我也记得这位诗人，但他给予我的快乐并不强烈。今天，经由一种悲剧命运的折射，他的诗歌显得比实际成就更伟大。我顺便说一下，文学教授仍然将这两位诗人分别归入不同流派。其实只有一个流派：天才派。

我知道您的作品在苏联有人阅读，也受到攻击。您对您作品的苏联版本感觉如何？

哦，欢迎他们出版我的作品，实际上，维克多出版社正在出版我的《斩首之邀》，那是根据1935年俄语原版重印的，纽约菲德拉出版社也将出版《洛丽塔》的俄译本。我肯定苏联政府会乐于正式承认这部小说，因为这部小说看来包含了对希特勒政权的预言，这部小说也被认为是对美国汽车旅馆体系的猛烈抨击。

您和苏联公民有过接触吗？是哪种形式的接触呢？

我和他们没有实际的接触，虽然20年代后期或30年代早期，我曾经同意见——纯粹出于好奇——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一个特工，他竭力劝说移民作家和艺术家回到祖国怀抱。他有个双名，塔拉索夫什么的，写过一部中篇，名为《巧克力》，我想我可以跟他开个玩笑。我问他是否允许我自由写作，如果我回俄国后不喜欢是否可以离开。他说我会非常喜欢以至于连梦想再次出国的时间都没有。他说，我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苏俄政府慷慨地允许作家使用的任何一个主题，如农场、工厂、法基斯坦的森林——哦，许多迷人的主题。我说我对农场什么的不感兴趣，我的可怜的诱惑者很快就放弃了。他在普罗科菲耶夫（3）那儿的运气更好些。

您认为您自己是个美国人？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我就像亚利桑那的四月一样充满了美国味。美国西部各州的动植物和空气把我与俄国的亚洲及北极部分联系起来。当然，我得益于俄国语言及风物良多，以至在精神层面上难以满腔热忱地接受美国地方文学、印第安舞蹈和南瓜馅饼，但当我在欧洲边境出示我的绿色美国护照时，我确实有一种温暖、愉悦的自豪感。对美国事务粗暴的批评会让我恼火和痛苦。在国内政治方面，我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反隔离主义者；在国际政治方面，我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每当产生疑问，我总是遵循选择那种行为准则的简单方法，尽管这一行为准则会使得红色分子和罗素（4）们大为不快。

您认为您属于哪一个群体？

我并不真正属于哪一个群体。我能够在思想上聚集一大群我喜欢的人，但在实际生活中，在一个真实的国度，他们可能会组成迥然不同的团体。另外，我想说，与阅读我的作品的美国知识分子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惬意。

*您如何看待学术界作为一种环境对作家的作用？您能主要谈谈您在康奈尔大学从事教学的利弊吗？

赏心悦目的校园，再加上一流的大学图书馆，对一个作家来说，就是良好的环境。当然，有如何教育年轻人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放假期间，不是在康奈尔，有个学生把收音机带进阅览室。他设法说明：①他放的是“古典”音乐；②他“轻轻地”放；③“夏天没有很多读者”。而我就在那儿，影响我一个人，也就影响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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