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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第1页）

就我的小说而言，我的态度有所不同。很难想象我自己会写信给编辑以回答对我作品的批评，更不用说花一整天时间构思一篇文章，进行解释、反驳和抗议。我等了至少三十年——偶尔，也是愉快地——注意到某种陋习，那是我用“弗·西林”的笔名时遇到的，但那与书目有关。我的文学创作、我的生活圈子及我的独特的岛屿安然无恙，不受恼怒的读者的侵扰。我也从不屈从于狂野的欲望去感谢一个乐善好施的批评家——或者至少对这个或那个作家的同情和理解表示一下心意，在某种特殊的状况下，这似乎总是与才华、独创性一致，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虽然并非不可解释。

然而，如果批评不是针对想象性作品，而是针对实证性的参考书之类，如我那本《叶甫盖尼·奥涅金》注译本（下文简称EO）（1），那就另当别论。与我的小说不同，EO有它的伦理层面，有道德和人性因素。它反映编撰者是否诚实，是否具有专业素养。如果有人说我是个糟糕的诗人，我一笑了之，但如果有人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学者，我就得伸手去翻我那本最厚重的词典了。

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读了EO出版后的全部书评，我杂乱的书房里肯定存有一些书评，但没有找到；但就我所读到的书评来判断，人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直译这种翻译方法完全是我发明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这种翻译方法和实践，存在着某种令人反感、甚至危险的东西。安东尼·伯吉斯所谓“艺术性翻译”——用韵考究、译文内涵配置得当，就是说，18%有意义的成分加上32%无意义的成分，再就是50%中性的废话——我想，这种翻译的倡导者和生产者要比他们意识到的更谨慎。表面上，他们受遥不可及的梦想的诱惑，但他们下意识地受自卫心理的驱动。“艺术性翻译”通过对无知、信息不全和知识模糊的隐藏和伪装来保护他们。而相反，不加修饰的直译则把他们脆弱的知识结构暴露给不确定和无法估量的种种危险。

因而这相当自然，抱成团的职业意译者体验到一股阴暗的憎恨和恐惧的强烈情绪，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一种真正的恐慌，当遇到这样的可能性：因时尚的转换，或一家具有冒险精神的出版社的影响，这就可能将他头脑中晦涩难懂的玫瑰花丛，或将他面对具体知识的幽灵竖起的有污点的盾牌突然去掉。结果，押了韵的译文录了音，广而告之大行其道，文本准确性的牺牲被当做某种英雄行为受到喝彩，反之，等待着憔悴、丢脸的直译者的只是怀疑和追究，他在绝望中摸索，字斟句酌，力求忠实，并在翻译过程中积累宝贵的信息，而这只是招致华丽伪装的鼓吹者的颤抖或冷笑。

上述评论，虽然有具体的事实依据，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自吹自擂。我的EO并不是一件圣物。它与原著还有距离，还不够“丑陋”。将来再版，我计划作更多的改动。我想把它完全译成实用的散文体，用一种更艰深的英语、方括号这类令人讨厌的路障、不雅词语的破烂的旗帜，以去除资产阶级诗意和韵律的最后残余。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眼下，我所要做的只是公开表明：那种对直译所抱的不分是非、庸俗不堪的态度，我深恶痛绝。

大部分批评家对在翻译行业中为数不少的无意识欺骗无动于衷，这的确令人惊奇。我记得有一次打开别雷英文版的《圣彼得堡》，在一处有关蓝色双座轿车的著名段落中看到了令人惊讶的错误，译者将kuhovyy（意为“蓝色”）误解为“立体”，这样轿车的颜色荡然无存。这种误译仍是一个样板和象征。但谁在乎呢？为什么要操心呢？罗森先生在《星期六评论》（1964年11月28日）的文章结尾时论述《叶甫盖尼·奥涅金》韵文本，表达了一种热切的希望：“只能等待像罗伯特·洛威尔这样有才华的诗人来写出嘹亮动听的英诗了。”但在我看来，这是可怕的，我能在最精致的模仿中，将简单幼稚的错误与文中可怜地嵌入的外在形象区别开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埃德蒙·威尔逊会说，“这就是翻译的一部分”。现在译自俄语的书大量出版，译文中那些难以置信的错误被作为细小的瑕疵忽略不计，只有书呆子才会当回事。

就连穆奇尼克教授（她在最近一期《纽约时报书评》上精巧地剖析了盖伊·丹尼尔斯先生，好像他是一种陌生、可能有缺陷的咖啡机）也没有就她引用的莱蒙托夫诗歌的两个译本——丹尼尔斯的和巴林的——指出吹着刺耳喇叭的是同一个小鬼。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说明语言习惯的怪癖，出于心理平衡，外国译者甚至不愿意进行合理的解释。莱蒙托夫的诗句“Sosedkaest'unihodna...Kakvspomnish，kakdavnorasstalis'！”字面的意思是：“他们有某个邻居……哦，我们已分别了多久！”vspomnish'一词看起来像“记忆”的第二人称单数，但在这儿它如果直译应该是第一人称，因为说话者向他自己发言，然而，两位译者忽视了俄语的习惯用法，径直用了第二人称（虽然实际上，如此译法使句子带上了硬性说教的味道），这本来可以让译者三思的。巴林的译文（穆奇尼克教授称之为“意义和风格的完美再现”）：“我们有个邻居……你

记得我和她……”而丹尼尔斯的译文更简陋：“有一位姑娘，当你想起……”我把他们共有的错误用区别于正文的字体表示。问题不在这个译本比那个译本好（坦率地说，两个译本都不足取），而是两者都稀里糊涂地用错了人称，好像所有的意译者都是一个乐队的成员。

尽管人们对直译抱有偏见，我在发现我那相当枯燥、沉闷的工作所引发的强烈情绪时还是不无惊讶。雇用的书评作者匆忙地为正统的苏联传声筒辩护，这些传声筒是我一再谴责，而那些雇用文人从未听说过的。在纽约，有个多少也算是背井离乡的俄国人固执己见，说我的评注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琐事的汇编，而且，他还记得几年前就在高尔基家中听他的高中老师阿塔莫诺夫说起过。

“娘娘腔”一词我用过几次，如今它经常受到指责，因为有几乎成为一个日常用语的危险，就像“性感少女”一样。我的一个最为愤怒和口齿不清的攻击者似乎是别林斯基（生于1811年）的好朋友，也是所有我“迫害”的意译者的好朋友。我想，这种愤怒是可以原谅和高尚的，但要我去回应这种愤怒则没有意义。我也将无视某些闹剧——如《新共和》（1965年4月3日）的一篇小文章，它在开头写道，“检察官纳博科夫重访奥涅金事件犯罪现场”，他感到恼怒，因为编辑多半不学无术。一位书评家在《新杂志》（NovyyZhurnal，第77期）上写道：莫里斯·弗里德伯格先生——恐怕有人会指控我捏造了这个名字——使用了一种极其滑稽和糟糕的俄语（kakizvestnodlyalyubogostudenta，如每个学生都知道的）来介绍这一有趣的看法：文本的忠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普希金）作品的题材并不很重要”。他还抱怨我对普希金之类的作家，如莫扎列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邦迪、谢戈廖夫及戈夫曼不置一词，他这么说只表明他不仅没有读过我的评注，甚至也没有查过索引；最重要的是，他把我和阿恩特教授搞混了，弗里德伯格先生把阿恩特先生有关他的读者“不是专家，而是学生”这一论断安到我的头上了。还有一个更不走运的绅士（见《洛杉矶时报》），他被我评注的傲慢与偏见所激怒，以致几乎因愤怒而窒息，他给文章起了个耸人听闻的题目“纳博科夫作为翻译家的失败”之后并无下文，并没有论及译文本身。在更严肃的文章中，有一篇长文刊登在1964年6月28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作者是欧内斯特·西蒙斯，他热心地纠正了第1章25节第5行诗句中他认为的一处印刷错误。他认为“Chadaev”应该是“Chaadaev”，但在我对那段文字的注解中，他应该看到“Chadaev”是那名字的三种形式之一，在那一行中也是普希金自己的拼法，作者对这一行没有多加注意。

显然我不可能讨论所有善意的书评。我将只涉及其中一部分，以感谢有益的提议和指正。我要感谢约翰·贝利（《观察家》，1964年11月29日），他使我注意到他所说的——太亲切了——评注中“唯一的差错”：“AufallenGipfeln”（有关歌德的诗歌）应改为“UeberallenGipfeln”（我至少可以再加一例：第2章35节第8行的注解有明显的错误，应该无情地删去）。安东尼·伯吉斯在《交锋》发文，意外和断然地取消了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他证明“醒来！黑夜中早晨已然来临……”一句中，“风趣的形而上宣教士”的实际隐喻是错误的。约翰·韦恩（《听众》，1965年4月29日）在一种纯粹的风格方面使我立刻为我的一个“受害者”感到遗憾，收敛笑声：“顺便说一下，在（讨论韵律）这部分，阿瑟·休·克拉夫被形容为一个打油诗人，其效果就像是看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突然被房顶上掉下的雪砸倒……”托马斯·肖（《俄国评论》，1965年4月）认为，我应该在普希金毕业后将他提升到十等文官（“学院文书”），而不是把他搁在官梯的第十四阶上；但我在书中找不到他所说的印错的有关杰尔查文的日期；我也强烈反对他把我尊敬的詹姆斯·乔伊斯，与那些被我“打入冷宫”并加以谴责的作家并列（肖先生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把我对乔伊斯人物的看法运用到他的读者身上了）。最后是《泰晤士文学增刊》（1965年1月28日）上的一位不知姓名的书评作者，他说我在评注中并没有具体讨论普希金的艺术，这话完全正确；他提出了许多诱人的建议，这些建议和其他两位书评作者及一些记者的建议将会收入评注本第5卷，或至少出一卷漂亮的纪念专集。当他说“细看每一行也没有发现译文中有什么粗心犯下的错误”时，这个书评作者也真是太仁慈了。至少有两处：第4章43节第2行，“but”（但）应该删掉；第5章11节第3行，“lawn”（草地）应为“plain”（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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