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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第4页）

如果说战后最初几年他没忘记她是千真万确的，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有一段时间，艾米曾是他生存的全部理由，那么，现在她开始在他脑中隐去也千真万确。记忆会导致灾难，他想从中逃脱，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追寻过往不可避免地只会导致更大损失，他感到极度悲哀。在脑中存留一个姿态、一种气息、一个微笑就是把它浇铸成不能变化的东西，一个石膏制的死亡面具，一碰它就会在指间碎掉，再变成尘屑。在过去这些年里，他对艾米的记忆在雾化，艾拉成了他最坚不可摧的盟友和最信赖的顾问。被激怒时，她安抚他，遇到阻碍时，她鼓励他，就这样，一点儿又一点儿，一件事又一件事，在生命的翻腾和泥石流中，他对艾米的记忆被缓缓掩埋，直到他根本很难想起关于她的事情。整整几星期过去，然后，他意识到他没想过她，接着变成月份，再接着，连着几个月过去，他都没特别想到过她。在自己身上，他开始闻到那种古怪的复合气味，来自共享的琐屑物事——食物、毛巾、餐具和杯子，一种由共同奉行的生活样态结合而成的目的性——在基思·马尔瓦尼身上闻到这气味，他曾经觉得很倒胃口。

在他和艾拉之间生成了一种经验上的协作关系，好像抚育孩子，致力通过实用温情的方式支持彼此，后来变成几十年的私下谈话，以及屑小的私人细节，对方醒来时的体味，孩子不舒服时对方呼吸颤抖的声音，很多次生病，很多哀怨关怀，柔情，无法预测，不请自来，好像这些都比爱情——无论它是什么——更有约束力，更意义重大，更毋庸置疑。他跟艾拉绑在一起了。然而，在多里戈·埃文斯身上，这一切生成了一种最绝对彻底、最牢不可破的孤独感，如此喧嚣，如此坚执，以至于他一次又一次跟不同的女人发生婚外情，想打破它那使人耳鸣的静止无声。甚至当活力像被沥滤过一样渐渐流失，在不计现实考虑的艳遇中，他依然非常努力。要说这其中没有真情实意，要说这么做很危险，这反而加强了他想要得到的效果。但这么做根本没使他的孤独发出的尖叫停下来，这么做使这尖叫被放大了。

很久以前的陨石撞击将目前的大湖解释，艾米的不在场也同样决定性地影响了一切，甚至当他没想她，有时尤其在这样的时候。他拒绝造访阿德莱德，不做任何解释，甚至当重大的职业活动或退伍军人活动在那儿举行，他也不去。他对园艺表现的唯一兴趣是把一株非常硕大美丽的红茶花连根拔出——当他们搬进图拉克的新房时——这让艾拉非常生气。除此之外，他都把花园交由艾拉和园丁照管。他经年累月在性方面不忠实，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实践了他对有关艾米记忆的忠诚，好像通过不断背叛艾拉，他在尊重艾米。他不是有意这么想，如果有人把这想法讲出来，他会觉得骇人听闻，但这些年他遇见的女人没有一个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在这种情形下，女人来了又离开，她们愤怒、感到费解和震惊；婚姻持续下来，工作继续进行，声望、地位在增长。他负责主持很多部门，很多考核，很多全国性健康调查，他发现人们的善意常常跟他们的地位成逆反关系；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一个发言人把他自己的生活不惜笔墨地描写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事业”，他感觉被彻底挫败了。这种感觉过去了，微妙地变成了一种无所针对的失望感。情势迫使他经常旅行，在长时间的枯燥和等待的中间插进不必要的会见——会见那些跟他一样饱受成就导致的眩晕之苦的人。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度过无眠之夜——房里隐约着驱之不去、令人不快的化学品的气味——他纳闷为什么让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声誉持续攀升。报纸上的生平介绍，电视采访，专题研讨，委员会，他必须出席的社会活动枯燥乏味，没有第二个人能感同身受，这些活动都千篇一律，没完没了，他唯恐如果看得太专注，他会看到地球弧形的外缘。世界是怎样就怎样，他会想。它就这样。

有天晚上，他很晚被叫回医院做一个紧急阑尾切除手术。年轻病人名叫艾米·盖斯科依格尼。

“艾米，爱蜜，爱慕。”他仔细擦洗手和胳膊，喃喃自语。

站在旁边水池前的护士长听惯了这个外科医生的背诵，笑着问这一句是从哪首诗来的。他们正走进外科手术室，多里戈·埃文斯意识到，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想起艾米。

“我忘了。”他说。

他从太阳那儿偷取到光，落到地球上。有一刻，他不得不从手术桌前离开，让自己镇定一下，这样，组里的其他人就不会看到他的手术刀在颤抖。

8

就是在这些年，多里戈·埃文斯恢复了跟他哥哥汤姆的联系。他从中找到了针对他孤独的某种安慰，在其他情形下，他总感到这种孤独，即使跟艾拉和孩子们在一起，特别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跟汤姆一起度过的时间里，他发现了有时兄弟姐妹间那种很特殊的亲密无间，他们先是一个月通一次电话，过了一段时间，变成每年隆冬之际到悉尼看望，接下来，随着声望日长，他去悉尼更经常了。这是一种彼此相伴的宽舒自在，大部分事都能不诉诸言表，尴尬和口误可以忽略不计——一个神奇难解、彼此共有的灵魂，对这灵魂奇怪的感应能通过最琐屑的闲谈表达出来。除了血缘关系，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点，但跟汤姆在一起，多里戈·埃文斯越来越觉得他只是一个更宏大整体的一个方面，他哥哥是这整体中某个跟他不同但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的会面不是对自我的肯定，更是自我在彼此间的消解，这让他们感到惬意。

他们的父亲比母亲只多活了几年，一九三六年死于心肌梗塞，作为七个孩子中最小的，多里戈跟哥哥姐姐几乎没来往，他们在大萧条到来前的那几年四散到澳大利亚各地找工作。四个姐姐去了维多利亚省西部地区的毛纺厂，他从没真的了解过她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被生活压垮，相继去世，他出席了葬礼。他把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看作陌生人，但他们来找他，他还是每个人都帮。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马西，他一个人供养了他十多年，而他一九六二年在墨尔本死于未确诊的癌症。他最大的哥哥阿尔伯特在昆斯兰顶北部找到砍甘蔗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死在那儿制糖厂的爆炸事故中。汤姆几经周折在悉尼落脚，结了婚，但没孩子，在雷德范火车场的众多庞大车间里当工人，退休后把时间用在照看他在巴尔梅恩区房子后院里的蔬菜和在当地酒吧玩投镖。

一九六七年二月，艾拉规划了一个长达一周的假期，要带孩子到塔斯马尼亚去，住在最近跟丈夫一起搬到那儿的她姐姐家。这些被设计好的假期全没有多里戈的参与，在作为他们共同生活中幸福时刻的幌子下，这其实是他们作为家庭的最后遗迹。艾拉把它们制定出来，他表示赞同，他们都把假期看作一种纠错的惩治形式，对它们感到厌憎，这被称为“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就在他们要飞往霍巴特的那个星期六，他接到电话说他哥哥汤姆突发心肌梗塞，这引起他混杂的感情。一方面令他不安，另一方面又让他有充分理由躲开在塔斯马尼亚的最初一两天。他设法当晚飞到悉尼，但周日汤姆用了太大量的镇定剂，讲话含混不清。直到星期一，多里戈才能较长时间同他谈话。

汤姆告诉他怎样在肯特酒店突发心肌梗塞，一头栽倒，刚好在要甩出一支正中靶心投镖的时候。

“正中靶心？”

“把它带在包里呢，”汤姆说，“这么离开酒店怪不好意思，真是。躺在地上一汪尿里头，还戴手套拿一支投镖。我情愿在没那么多人的地方，比方在西红柿垄里。”

他哥哥好像跟往常不同，很想说话，多里戈很快发觉自己沉浸在对他们在塔斯马尼亚度过孩童时代的回忆中。那时，汤姆把克利夫兰的故事轮唱一遍，再从头来，一个没头尾的循坏，其中有些多里戈知道，很多他从没听过。道非·叶芝的名字被提起，汤姆想起道非经常自夸能比火车跑得快。有人不信，要他证明，他就脱到只穿白色长内裤，跟从朗塞斯顿开往霍巴特的火车赛跑，穿越薄荷桉和克里夫兰灌木形成的银白色篱墙。火车鸣着笛，绕过通往科那拉关口的拐弯处，从视线中消失，道非向地上一倒，浑身擦伤，筋疲力尽，不得不承认比输了。

“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试试，道非。”多里戈说。

“八十五岁还一个人跳舞，”汤姆说，“最后收集到利兰P76型轿车。你放不了手的一辆车。他叫人把他肚子朝下埋在墓地，这样，从今往后，每个人都必须亲他的屁股。但我老想他穿着白色长内裤跑过灌木丛。跟生活很像，是吧？你想你能跑过它，你比它强，但每次它都把你给耍了。它把你打垮，然后，鸣着笛，喷着蒸汽开走，快活得像一个自鸣得意的家伙。”

他们笑起来。

“你知道道非是杰基·马圭尔的表亲吗？”汤姆说。

多里戈不知道。他温情地谈起他给汤姆和杰基·马圭尔读诗歌和罗斯姨妈建议专栏的往事。

“杰基老伙计，”汤姆说，“一个好人。伙伴中最好的。对野地的活儿门儿清。他太太是土著，你知道吗？”

有一两秒钟，多里戈·埃文斯根本想不起杰基·马圭尔太太是谁。接着，一个蛰伏很久的记忆用力推挤向前，出现在他意识最显要的位置，这记忆曾以某种方式困扰他，塑造他，远超过他有意识知道的。尽管他听到过模糊的传闻，说她有西班牙贵族血统，这是塔斯马尼亚由来已久的不在场证词之一，但多里戈不知道她是原住民，这使他问起他总想问的问题。

“那时候，那么多年前。在她消失前，我看见你跟她在一起。”

“杰基·马圭尔太太？”

“你在吻她。”

“吻她？在哪儿？”

“圣安德鲁客栈后面的旧鸡棚里。”

“我没吻她。”

“你们两个我都看见了，她搂着你。”

“我去射兔子回来。她把洗好的衣服挂起来。我没别的事做，就帮她一把。现在回头看，我能想明白她肯定正难受。但那时没怎么觉得。我们就是说说话。讲家里的事。周围人的事。我开始讲我还没真的跟谁讲过的事。我见过的事。关于战争。然后，我承受不住了。这我记得。我开始喘不过气，没法儿好好讲话。垮了。她像搂小孩儿一样搂着我。事情是这样，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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