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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2页）

我放下电话就说：“那就别紧张了，问卷调查不是科学评选，光凭一个朦胧印象，只说明你人缘比较好，算不得数，人家也不会当真。”

那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我时顺便打听：“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剧，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我说：“能联络到，比较方便。”

从路边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时。她说：“赶快睡觉，你七点多就得上飞机，六点钟就得起床。”

上飞机是去北京，送这部书稿，早就与作家出版社约好的。现在我的书被疯狂盗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充斥书市，演讲录、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话语》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刚有这个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了，望边的文章是胡乱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这使我和出版社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不能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由我亲自送，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十到机场接；改变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拆箱时间和拆箱人员统一安排……

前不久召开全国图书订货会，我的这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这一来，书稿的传递更需要封闭式地一环扣一环，不能有闪失。

妻子笑了，说：“好端端一个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书，怎么反倒像在偷卖海洛因？”

以前，她对盗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劝我不要生气，权当在庙宇间免费发放慈善读物。但当她后来知道，盗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几十万册，近于用白纸印伪钞；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这批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她便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说，“还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点英勇，好像我真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手把闹钟拨到六点，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从南京到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小时吧。我问：“你已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春节前应该有一点经济收人。”

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里在开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道，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来的。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出日渐加重。那次我在场，一位女按摩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有那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子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种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剧种，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种相当沉重的责任；

各地对剧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了剧院和剧种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花……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我生气地问。

“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里听到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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