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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满怀感情地如此赞颂后湖黄册库:“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
没钱。
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
这可真是离奇了。朝廷这么重视后湖黄册库,怎么会不拨款呢?
藏书的花费没有养兵那么夸张,可是库阁册架的日常修葺、管库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购买整治、官吏监生的薪俸廪米,这都是要花钱的。更别说每十年一次的驳查,几百人在岛上起居消耗,开销更是巨大。
后湖黄册库自己不是生产部门,朝廷不给钱,日常工作怎么展开?
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务实的一面,也有一拍脑袋异想天开的时候。在户籍制度的设计上,他深谙基层弊端,手段施展得极有节奏,不出二十年便完成了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业。可到黄册库建立之后,一涉及钱,他却变得很天真。
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一处花费,居然要七八个中央和地方各个衙门来养活。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每个衙门的经费,肯定会有结余。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
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朱元璋在世之时,这套“吃百家饭”的制度尚能有效运转。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门便互相推诿起来。
当初洪武爷制定的财务政策里,有这么一个“不敷”——意思是不够花——的规定:国子监的钱不敷,就从都税司和江宁、上元二县调拨;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钱不敷,就从应天府调拨。这么设计,是因为每个部门每年的结余款是不固定的,万一不够用,还有下家可以支应,总归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没预料到,这个却成了官僚们的一个完美借口。
官老爷别的不擅长,最擅长踢皮球。你想要经费?对不起,本部囊中羞涩,不敷开销。按洪武爷的规矩,您还是去别的部门问问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乐迁都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正管衙门都去了北京,偏偏后湖黄册库没有搬迁,还留在原地。于是负责供养它的那些部门,便从户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变成了南京户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这套政府班子徒具中枢虚名,除了户部还管着南直隶钱粮之外,其他部委的权势连地方衙门还不如,对待黄册库这个拖油瓶的态度,自然更差。
连南京国子监,都忍不住跳出来,给黄册库移了一道公文:“本监惟供给监生。”意思是,监生的费用我们承担,其他的可不管,你们自己想辙吧。国子监还来回扯皮,一会儿直接给米,一会儿折成银钱,总之给得极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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