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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白马的人（第1页）

我想讲的故事，整整半个世纪以前，我在我的曾祖母——参议员费德尔森老夫人家里时就知道了，那时我坐在她的靠背椅上阅读一本蓝皮平装杂志。我记不得那是《莱比锡诗文选》，还是平装《汉堡诗文选》。当时这位八十高龄的老夫人用左手间或无限爱抚地抚摩她重孙的头，我现在还似乎感到心有余悸呢。她本人连同那个时代早已被埋葬了。从那以后我再去追究那些文字也是白费气力，因此我也就很难保证这故事是真实的，遇到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我也无力为它抗辩。我只能保证：虽然没有任何外部的原因使我回忆起这故事，但从那时起，这故事我从来也没有忘记。

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十月的一个下午——当时讲故事的人就是这样开头的——那时我冒着急风暴雨在北佛里斯兰的一个堤坝上骑马前行。走了一个多小时了，左边一直是荒凉的不见任何牲畜的低地，右边，就在令人不快的近处，则是北海的海边浅滩。虽然都说从堤坝能看见堤外小岛和其他岛屿，但是，我只看见那黄褐色的波浪不停地怒吼着冲击堤坝，间或把肮脏的泡沫喷向我和我的马。那后边是寂寥的暮色，天与地难以分辨。半月高悬在天空，大多时间被飘动的乌云所遮盖。地冻天寒。我的手冻僵了，几乎连缰绳都握不住。乌鸦和海鸥不停地吱吱呱呱地叫着被暴风雨赶到陆地上来，我并不责怪它们。夜幕降临了，我已无法准确地辨认出马的蹄印。我没有遇见一个人影。我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群鸟用长翅膀几乎擦着我或我忠实的马时发出的啾啾叫声，以及风雨狂吼的喧闹声。我不否认，有时我也很希望找到一个安全的住地。

这恶劣的天气现在延续到了第三天。我的一个亲戚在紧北方的一个村庄里拥有一个庄园，他对我特别好，我就这样被他过分热情地留在这个庄园里了。但今天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要到城里去办事，城市位于南方，离我的住地大概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尽管我的表兄和他的妻子千方百计地挽留我，尽管可以品尝自家栽培的佩莉奈特和格拉德—里夏德品种的好苹果，我还是在下午骑马离开了这里。“等你到海边来，”他站在家门口从后面向我喊道，“你要再来呀，你的房间给你留着！”

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当一块黑色的云层上来把我的周围变成一片漆黑，同时那呼号着的凶风恶雨企图把我连同我的马从堤坝上推下去时，我的脑际真的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别傻了！回去坐到你朋友的暖窝里去吧！”随后我又突然想到，回去的路程比去我的目的地的路程还要长呢。于是我便骑马继续疾行，把我的大衣领子拉起来挡住耳朵。

现在倒是有个什么东西在堤坝上迎面朝我走过来了。我什么也没听见，但影像越来越清晰，半月洒下微弱的光时，我以为认出了一个黑色的人影。不一会儿，他来到近前，我看到他骑着一匹马，一匹瘦削的高头白马，一件暗色的大衣围着他的肩头忽拉拉飘动，在疾驰过去时，苍白面孔上的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扫了我一眼。

这是谁？他想干什么？现在我想起，我没听见马蹄声，没听见马的喘息声——骏马和骑马的人确确实实从我身旁驶过去了！

心里想着这个现象，我骑马继续往前走，但我没想很长时间，就有个什么东西又从我背后驶了过去。我觉得，好像那飘动的大衣擦着了我，而这幻影像头一次一样，无声无息地从我身边飞奔而过。接着，我看见他在远处，在我眼前更远的地方，随后，我突然看见他的影子在堤坝的内侧向下走去。

我犹犹豫豫地骑着马随后跟了过去。到达那个地点以后，在下边的围海造成的田里，紧挨着海堤，我看见一个巨大的海湾池塘的水闪着光亮——那里的人管它叫低湿地，是海啸时海水冲进陆地造成的。这些低湿地后来大都作为深底的小池塘留了下来。

尽管有防波堤，这水还是地地道道的不流动的水。那个骑马的人可能不曾把它搅浑，我再也没看见他的什么了。但我看见了别的东西，对此我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在我前面，下面的造田地区有一片分散的火光向上朝我闪烁，它们好像来自那些纵向延伸的佛里斯兰人的住房，那些房子都各自独立地坐落在高低不平的造田区的土丘上。紧靠我跟前，在内堤的半高处，就有一所同一式样的大房子。在南侧，房门的右边，我看见所有的窗子都亮着灯光。我觉察到窗户里面有人，尽管有风暴，我相信我还是听到了人声笑语。我的马自动迈步向下，踏上海堤边那条把我引向那所房屋门前的路。我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客栈，因为我发现在所有窗户的前边都有所谓的“拴马桩”，就是两根立柱的横梁上钉着大铁环，用来拴那些在此停留的家畜和马匹。

我把我的马拴在一个大铁环上，然后把它交托给一个仆人，我进去时他正在过道里迎面走来。“这里是在聚会吗？”我问他，这时从那小房间的门里清楚地传来嘈杂的人声和玻璃器皿的碰撞声。

“有人在那里，”那仆人操着北德方言——后来我才知道，一百多年以来，此地除了佛里斯兰语，还通行北德方言——回答，“是堤防督办、堤防代表和其他有关的人！因为水涨得太高了！”

我走进屋，看见大约有十一二个男人坐在一张顺着窗户摆的长条桌旁，桌上有一个装潘趣酒的大肚瓶，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好像在领导着他们。

我问候过他们以后，便请求允许我跟大家坐在一起，他们当即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你们是在这里守卫吧！”我转身对那个人说，“外面天气糟透了！海堤随时都有危险啊！”

“是的，”他应答着，“这里是东侧，我们相信现在是没有危险的；只是那边，那一侧，不安全，那边的海堤大多是按照老的模式修的。我们的主堤在上个世纪又整修过。刚才在外面我们觉得很冷，您呢？”他补充说，“也同样感觉冷吧。但我们必须在这里坚持几个小时，外面我们有可靠的人，他们会随时向我们报告情况。”我还没来得及向旅店老板订房间，一杯热气腾腾的饮料已经端到我面前。

很快我就知道了：我的友善的邻座是堤防督办。我们攀谈起来，我开始向他讲述我在堤坝上的奇遇。他特别留心地听我讲，我突然发现，四下里的一切谈话都沉寂下来了。“骑白马的人！”这伙人当中的一个高声说，其余的人都很惊恐。

堤防督办站起身来。“你们不必害怕，”他隔着桌子说，“这事不单单跟我们有关。在这十七年间，对那边的人来说，这也十分重要，但愿他们做好一切准备！”

随后，我心里也很害怕。“请原谅！”我说，“骑白马的人是怎么回事？”

在旁边那个炉子后面，略微弯着腰坐着一个干瘦的矮小的男人，他穿了一件破旧的黑外衣，一个肩膀好像有点畸形。他没有参加别人的谈话，他的头发稀疏灰白，可眼睫毛却是黑的，从他的眼睛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是坐在这里睡觉的。

堤防督办向这个人伸出手去：“我们的教师。”接着又提高声音说：“关于我们这里的事他会绘声绘色地讲给您听。自然只是按照他的讲法，不是完全照着家里我的老管家安佳·佛尔莫斯的说法。”

“您是在取笑吧，堤防督办！”教师多少有点虚弱的声音从炉子后边传过来，“您竟把我和您的那个愚蠢的泼妇并列！”

“是的，是的，教书先生！”另一个人接口说，“不过，在泼妇那里，这样的故事保存得最好！”

“当然！”那位矮小的先生说，“我们在这方面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随后就在他那细腻的脸上滑过一丝高傲的微笑。

“您看见了吧，”堤防督办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他向来有些自负。他年轻的时候研究过神学，只是由于失恋，他不得不留在家乡当教师了。”

这人此刻从他的炉子角落里走出来，在那张长条桌前我的旁边坐下。“讲吧，只管讲吧，教书先生。”这伙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两个高声说。

“当然要讲，”这位老者把脸转向我说，“我很愿意遵命。但这里有许多迷信成分，能抛开迷信的东西来讲这个故事，那可真是一门艺术。”

“我请求您不要把迷信成分删去，”我接口说道，“尽管相信我，我自己会把糠秕与麦粒分开的！”

老人面带会心的微笑看着我。“那好吧！”他说，“在上个世纪中叶，或者准确点儿说，在中叶前后，这里有一个堤防督办，他很懂得如何修堤建闸，比农民和庄园主要高明得多。但这点知识是绝对不够用的，因为那些有学问的专家写的东西他读得很少。他的知识是从小自己揣摩出来的。您大概听说过，先生，佛里斯兰人都善于计算。您大概也听人讲过法雷托夫特的汉斯·蒙森吧，他是一个农民，但他能做罗盘、航海时钟和望远镜，还能做管风琴。喏，后来的堤防督办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只不过略逊一筹罢了。他在围海造田区里拥有一两块以沟渠为界的低地，在那里他种油菜和豆角，还喂了一头牛。秋天和春天，他时常出去丈量土地；到了冬天，当刮起了西北风，把他家的护窗板吹得噼啪山响时，他就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又画又算。他的男孩通常也坐在那里，抛开他的启蒙课本或《圣经》，目不转睛地看他父亲怎样测量和计算，还用手去搔他的金黄色头发。一天晚上，他问他父亲刚写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而不能是别样的，接着就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父亲不知道如何回答，摇摇头说：‘这我不能告诉你。只要知道应该是这样，而你自己弄错了，就够了。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多，那你明天就到放在阁楼上的箱子里去找一本书，是一个叫欧几里得（1）的人写的。这本书会告诉你这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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