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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十九世纪第一天出现的苍茫黑云，不但压在伦敦城上空，还笼罩住了整个大不列颠群岛。那黑云在咆哮的狂风中翻滚流转，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但却久久没能散去，给长期生活其下的人们，带去了异乎寻常的影响。英格兰的气候似乎改变了。雨下得更频繁了，而且多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疾风骤雨，汹涌而来又倏忽而去。没错，偶尔也能看见太阳，但由于密云缭绕，空气中满是水汽，阳光也显得黯淡无光，了无生气，一片呆滞钝重的紫色、橙色和红色，取代了十八世纪明丽而又生动的风景。在这片淤青、阴沉的天空下，卷心菜不再翠绿，白雪也显得泥污不堪。更糟糕的是，潮湿开始侵入每一间房子——在所有敌人中，潮湿是最阴险的一个：炽烈的日光有百叶窗来阻挡，寒冷的冰霜可以被炉火消融，唯有潮湿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又无孔不入，趁我们熟睡时悄然而至，让木头受潮膨胀，水壶发霉，铁器生锈，石头长满青苔。潮湿隐蔽地、悄无声息地潜滋暗长，直到某天我们拉开某个抽屉或拎起某个煤桶，抽屉或煤桶在手里散了架，我们才开始察觉到潮湿这个罪魁祸首。

于是，说不清是哪一天哪一刻，总之在不知不觉之间，英国人的体质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此鲜有觉察，但这种改变的影响却无处不在：过去，一位体格健壮的乡绅，可以坐在屋子里——那屋子可能是由亚当兄弟设计的，呈现出古典的庄重之感——美美地享用麦芽酒和牛肉。但如今此景不再了，他变得很怕冷，于是在膝上围毛毯，在脸上留长胡须，在脚踝的地方系紧裤腿。很快，这位乡绅腿上的寒意转移到了房子里。为了保暖，他将家具层层遮盖起来，墙上挂壁毯，桌子盖台布，总之，没有一处地方裸露在外。后来，他的日常饮食也彻底变了。发明了松饼和烤面饼，用咖啡取代餐后的波尔图葡萄酒。随后，咖啡引出喝咖啡的起居室，起居室引出玻璃橱，玻璃橱引出装饰用的人造花，人造花引出壁炉台，壁炉台引出钢琴，钢琴引出起居室抒情歌，起居室抒情歌又引出（我们跳过一两个步骤）无数小狗、垫子、陶瓷摆件……于是“家”的形态彻底改变了，变得无比重要。

潮湿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屋外的常春藤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长，很快，原本光秃秃的石头房子，现在都爬满了繁茂的绿色藤蔓。所有的花园，无论起初设计得多么井然有序，现在全都灌木丛生、野草疯长，以至于不见天日，宛如迷宫。人们出生时，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带着几分自然的盎然绿意，但到人们成年后，窗外早已爬满了浓密的枝叶，仿佛棕色和紫色的毛绒窗帘，难得透进来一些阳光。而且，变化并不止于外部。湿气还侵入了人们的内心。人们感到内心寒冷，精神沮丧。为了竭力让自己蜷缩成一团的心灵感到些许暖意，他们不断尝试在种种伪装和遁词中寻求安慰。爱、出生和死亡，都局限于华美空洞的辞藻。两性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双方甚至忍受不了坦诚的交流，只能小心翼翼地互相隐瞒，彼此逃避。恰似屋外潮湿的墙面上葳蕤繁密的常春藤一样，屋里的人们也表现出同样旺盛的繁殖力。对于一个普通女人来说，生活就是接连不断地生育：十九岁结婚，三十岁就有十五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双胞胎很多。就这样，大英帝国应运而生。就这样——因为潮湿无休无止，它如入侵木器一般，也入侵了墨水瓶——句子开始膨胀，形容词成倍增长，抒情歌谣变成了史诗，原来只够写一篇专栏散文的琐碎小事现在可以写成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然而，尤西比乌·查伯见证了这一切，知道它们会如何影响生性敏感者的心灵，但却无力阻止。在回忆录的结尾，他记述道：一天上午，他在对开本上连写了35页“全无意义的废话”后，拧紧墨水瓶盖，打算去花园里转转、散散心。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数不清的树叶在他头顶咯吱作响，闪闪发光。他觉得自己“脚下踩踏着数百万计霉菌”。在花园的尽头，一堆受了潮的篝火冒出浓密的黑烟。他不禁暗自感慨，恐怕天下最大的火，也烧不掉这一大片植被丛生的林子。目之所及，无不植被疯长、错杂：黄瓜藤“蜷曲着爬过草地，伸到他的脚边”；巨大的花椰菜高过一个又一个露天平台，在他当时颠倒错乱的想象中，它们高耸入云，好比榆树。母鸡不知疲倦地生着色泽黯淡的蛋。他不禁叹了口气，想到自己旺盛的生育能力和他可怜的妻子简，此刻她正在屋子里，忍受着第十五次分娩的痛楚。他自问，他有什么资格去责怪家禽们呢？他仰望天空。天堂本身，或天堂那恢弘壮丽的前厅，即天空，不就是对繁殖后代这种神圣秩序本身的一种肯定么？因为在那里，无论严冬或酷暑，云层年复一年地回旋翻滚，如巨鲸，更确切地说如象群一般，他沉思道，不，不，那广袤无垠的云霄只有唯一的比喻可堪形容，即铺展在大不列颠群岛上空的一张巨大的羽毛床。花园、卧室与鸡窝的繁殖力，全都从那里复制而来。他回到屋里，把上面这些写下来后，把头放在了瓦斯炉上，待人们发现时，他早已一命呜呼。

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各地蔓延，但奥兰多尽可继续隐居在布莱克法亚的家中，假装气候没有改变，人们依然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穿马裤还是穿裙子。但是，最后，连她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世纪初的某个下午，她驾着她那辆镶有饰板的老马车穿过圣詹姆斯公园时，恰好有一束久违的、把周围云层染得异彩纷呈的阳光挣扎着穿透密云，降临大地。十八世纪一碧如洗的晴空既已不再，这样的景象就堪称奇观了，奥兰多忍不住推开车窗，抬眼仰望。望着那时而紫褐、时而火红的云彩，她不禁想起爱奥尼亚海[53]垂死的海豚，随即心中涌起一股夹杂着快乐的悲恸——这说明，在不知不觉间，她已然受到了潮湿的感染。然而，让她吃惊的是，这束阳光照到地面上时，似乎唤醒了，或者说照亮了，一座金字塔，一场百牲祭，一堆战利品（因为有种盛宴的气氛）——总之是最最不可思议，最最杂乱无章的一大堆东西，乱糟糟地堆在本应是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矗立着的地方！一个精琢细刻、鎏金雕花的巨大十字架上，挂着新娘的面纱和寡妇的丧服。水晶宫、婴儿车、军用头盔、纪念花环、长裤、假胡须、结婚蛋糕、大炮、圣诞树、天文望远镜、早已灭绝的怪物、地球仪、地图、大象和数学仪器……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连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盾徽，右边是位身穿飘逸白衣的女人，左边却是个穿着大衣和鼓鼓囊囊的裤子的彪形大汉。这么多不相干的东西硬凑到一起，全身披挂与衣衫褴褛并存，色彩斑斓错杂光怪陆离——这一切都让奥兰多觉得大煞风景。她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不体面，这么丑陋，又这么招摇显眼的东西。这一切可能是——实际上必定是，阳光射进湿淋淋的空气所产生的幻象，一阵微风吹过就会消失殆尽，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刚好驱车经过的奥兰多来说，它却显得无比稳固，仿佛将永远存在下去似的。她缩回马车的角落里，觉得无论是狂风、暴雨、烈日还是巨雷，都没法摧毁那直立在地面上的俗艳之物。它的鼻子会斑驳，喇叭会生锈，但那堆东西本身不会灭亡，会千秋万代地向四面八方指手画脚，耀武扬威。马车沿着宪法山路继续前行时，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是的，它还在那儿，当然，还在——她从男装裤的表袋里拉出怀表——在正午十二点的阳光下，肆无忌惮地招摇着。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更庸俗，更无想象力，更对晨昏变化无动于衷了，然而，它似乎经过精心谋划、企图永存下去。她决定不再看那东西一眼。她开始觉得，体内的血液流动得越来越迟滞。然而更为奇特的是，当她经过白金汉宫时，脸上骤然泛起一片鲜艳、罕见的红晕，而且，似乎有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迫使她低下头去，看向自己的膝盖。骤然发现自己正穿着黑色马裤，她不禁大惊失色，一路脸红在乡间宅邸。鉴于四匹马小跑三十英里需要颇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奥兰多久久未消的脸红会被人看作娴淑贞静的明证。

她回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此时本性中最迫切的需求，从床上抓起一条织锦被，把整个身体紧紧裹在里面。她向巴瑟罗缪寡妇（她接替了老格里姆斯迪奇女管家的位置）解释说这是因为她觉得有点冷。

“这年头谁不冷啊，我的小姐，”寡妇深深地叹了口气，语气中透露出一股奇怪而阴郁的满足感，“墙潮得都渗水了。”的确，她只要把手在橡木板墙上按一会，就会留下清晰的指印。常春藤肆无忌惮地蔓延，许多窗子都被它封死了。厨房里黑乎乎的，几乎看不清哪个是水壶，哪个是筛子。一只倒霉的黑猫被当成煤块铲到了火塘里。虽然才八月，但大多数女仆都已穿上了三四条红色法兰绒衬裙。

“小姐，”那好女人将双臂抱在挂着金十字架的胸前说道，“女王，上帝保佑她，的确穿着你说的那个，什么——”她踌躇着，脸红了。

“裙撑。”奥兰多替她说出口（因为这个词儿已经传到了布莱克法亚）。巴瑟罗缪太太点点头。眼泪顺着她的双颊流下。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却微笑着，因为流泪令人愉快。难道她们不都是柔弱的女人？穿裙撑就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这巨大的，唯一的，同时也是不幸的事实；每个谦卑的女人都竭力否认，直到无可否认：她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其实，是生十五或二十个孩子——因此，一个谦卑女人的大部分生命都要花在徒劳的否认上，而每年中至少有一天会让她所有的掩饰都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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