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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1页）

两件案子

统治吧，英国！1

1.决斗2

1853年，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维利希3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巴黎工人巴泰勒米。他的名字我已听到过，那是由于六月事件的审问和对他的判决，最后也由于他从贝尔岛的潜逃。

他还年轻，个子不高，但体格强壮结实，漆黑卷曲的头发赋予了他一种南方人的气息；他的脸上有些麻点，但显得漂亮而粗犷。不断的斗争培养了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克制自己的能力。巴泰勒米是我曾经遇见过的性格最完整的人中的一个。他没有进过学校，他的书本知识是从自学得到的，但他是个优秀的机械师——我顺便提一下，六月的街垒上最坚强的战士大多是机械师、司机、工程师和铁路员工。

他一生的思想，他的全部生活热情，具有斯巴达克思的色彩，那便是不倦地渴望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中等阶级。他的这个思想是与消灭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不可分割的。

这个人对我说来无异是向我阐明了1793和1794年的恐怖时代，那些九月的日子4，那种使最亲密的派别互相仇杀的憎恨；在他的身上，我具体地看到了对血的渴望怎样可以与另一些场合表现的人道主义，甚至温柔体贴，结合在一起，看到了一个人怎样可以像圣茹斯特那样把几十个人送上断头台，却毫不感到良心的谴责。

巴泰勒米说：“不能让革命第十次从我们手里给偷走，必须从家里，从自己的亲人中把最凶恶的敌人处死。在柜台后面，在办公室内，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人——必须从自己的阵营中消灭他们！”在他的黑名单上几乎包括所有的流亡者：维克多·雨果，马志尼，维克多·舍尔歇5，科苏特。得到他宽恕的人很少，我记得，其中有路易·勃朗。

他心中特别仇恨的人是赖德律-洛兰。当巴泰勒米谈到“这资产阶级的独裁者”时，他的肌肉便会在那张活跃而激烈、同时又非常冷静而坚定的脸上不断抽搐。

他善于辞令，这种才能今天已越来越少了。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在巴黎，特别在英国，多得不可胜数。神父，律师，议员，推销丸药和廉价铅笔的商贩，世俗和教会雇用的在公园演讲的人——他们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口才，但是能在室内跟人谈话的却不多。

巴泰勒米的逻辑是片面的，它总是针对着一点，像焊接吹管喷出的火焰。他讲话从容不迫，既不提高声音，也不挥动胳臂，他的句子和挑选的词语都很准确，干净利落，完全摆脱了当代法语中三个可诅咒的缺陷：革命口号，律师和法官的腔调，以及店员的放肆口气。

这个工人是在锻造和轧制铁条的沉闷车间里，在巴黎拥挤的小街上，在小酒店和锻铁炉、监狱和苦役劳动中间长大的，他怎么学会准确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轻重得当、优美动听的讲话方式的呢？法国资产阶级已丧失了这些优点。在咬文嚼字、侈谈革命词句的风气中，他又怎么能保持语言的自然本色呢？

这确实令人费解。

看来工场的空气大概比别处新鲜一些。不过他的一生是这样的。

他还不到二十岁，便卷进了路易·菲力普时代的政治骚乱中。宪兵叫住他，由于他大声讲了一句什么，宪兵朝他脸上揍了一拳。治安警察揪住了他，他挣脱了，但别的什么也不能干。那一拳打醒了一只老虎。到了第二天，巴泰勒米已以朝气蓬勃、年轻乐观的青年工人的面貌出现在人群中了。

应该指出，巴泰勒米被抓住后，警察释放他是因为发现他并未犯什么罪。但是谁也不想理会他所受到的侮辱。“为什么在骚乱中他要到街上乱跑！何况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个宪兵！”

于是事情发生了。巴泰勒米买了一支手枪，上了子弹，在那一带转悠。转了一天，两天，他突然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拐角上。他背转身子，扣上了扳机。

“你认识我吗？”他问宪兵。

“怎么不呢。”

“那么你记得你做了什么？……”

“得啦，走开，别跟我纠缠。”宪兵说。

“可我得送你上天。”巴泰勒米说，开了枪。

宪兵倒在地上，巴泰勒米走了。宪兵受了致命伤，但当场没有死。

巴泰勒米以简单的杀人罪被判了刑。谁也不想考虑他受到的侮辱有多大，尤其是根据法国人的观念，工人不可能要求决斗，也不可能提出起诉。巴泰勒米被判服苦役。这是在工场和监狱之外，他进入的第三所学校。二月革命后，克雷米厄6任司法部长，重新审理案件时，巴泰勒米获得了释放。

6月的日子到了。巴泰勒米成了布朗基的热烈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在英勇保卫街垒时他被捕了，被送进了牢房。胜利者枪决了一批人，另一些人则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窖中，还有一些被送往要塞，那里也人满为患，有时为了腾出地方不得不枪毙一些人。

巴泰勒米没有死；在法庭上他根本没想为自己辩护，但利用被告席，把它变成了谴责国民自卫军的讲坛。我们得感谢他使我们了解了秩序保卫者大开杀戒的许多细节，这些勾当大多是暗中干的，有的还是关起门来干的。审判长几次命令他住口，最后打断了他的话，判了他苦役，我记得刑期是十五年或二十年（关于六月事件的审讯我手边没有材料）。

巴泰勒米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贝尔岛。

过了两年，他从那儿越狱到了伦敦；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再回那里，帮助六个犯人逃跑。他需要一小笔钱（六七千法郎），讲定以后，他便穿上神父的服装，拿着祈祷书前往巴黎和贝尔岛安排了一切，然后再回到伦敦取钱。我听说，计划之所以没有执行，是因为对要不要搭救布朗基还有争论。巴尔贝斯一派和其他人宁可让几个朋友待在狱中，也不愿搭救一个敌人。

巴泰勒米去了瑞士。他与一切党派分道扬镳，割断了联系；赖德律-洛兰一派更成了他的冤家对头，但对自己一派他也并不友好。他太尖刻，锋芒毕露，他的偏激观点使领导人不快，也叫胆小的人害怕。在瑞士，他专心致志研究武器。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结构的手枪，一边打枪，一边子弹自动上膛，这样，手枪就能接连不断向同一目标射击。他打算用这种手枪暗杀拿破仑，但巴泰勒米的狂热性情两次挽救了波拿巴，使他从一个决心不比奥尔西尼差的人手下逃脱了性命。

在赖德律-洛兰一派中，有一个剽悍的人，这便是喜欢决斗、到处游荡、天不怕地不怕的库尔涅7。

库尔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在波兰的地主和俄国的军官，特别是退伍后住在乡下的骑兵少尉中，常常可以见到。属于这类人的有丹尼斯·达维多夫8和他的“酒友”布尔佐夫9，“骷髅头”加加林10和连斯基的决斗证人扎列茨基11。他们也以庸俗的形态出现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奥地利的军营伙伴中。英国没有这种人，但在法国他们却如鱼得水，而且鱼鳞洗得干干净净，显得光亮平滑。这些人勇敢，但冒冒失失，不顾死活，没有头脑，目光非常短浅。他们一辈子只是靠回忆两三件往事在过活，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曾出生入死，割下了某某人的耳朵，或者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有时他们还先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英勇行为，然后才真的实行，以便证实自己的大话。他们隐隐意识到，这种好斗精神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夸耀的唯一乐趣，而夸口对他们是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他们往往是很好的朋友，尤其在兴高采烈的谈天中，在还没有发生口角的时候；为了朋友，他们可以拔刀相助，但一般说来，他们有的大多是匹夫之勇，不是崇高的公民精神。

这些人游手好闲，把生活也当作了狂热的赌博，他们是一切冒险活动的“浪斯开涅”12，尤其是如果可以因此而穿上绣金的将军制服，名利双收，领取十字勋章的话；这以后他们又可以安静几年，把光阴消磨在弹子房和咖啡馆中。至于是在斯特拉斯堡帮助拿破仑13，还是在布卢瓦帮助贝里公爵夫人14，或者在圣安东区帮助革命的共和派，这在他们眼中都一样。对他们和整个法国说来，勇敢和成功便是一切。

库尔涅的初露头角是在法国与葡萄牙的冲突中15，那时他在军舰上服役，与几个伙伴偷偷登上了葡萄牙的护航舰，制服了全体水兵，占领了军舰。这件事规定了、也总结了库尔涅未来的生活。整个法国都在谈论这个年轻的准尉，但是他没能再前进一步，他一生的功绩便是从接舷战开始，也以接舷战结束，因此可以说，他在这次战斗中已经阵亡了。后来他被海军开除了。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欧洲，库尔涅百无聊赖，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开始自己作战了。据他说，他决斗过二十来次，我们想，那大概是十次，但这已经够了，可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红色共和分子。在法国的流亡者中，他没有起过特殊的作用。关于他有各种传说，例如在比利时，一个警察想逮捕他，他把他揍了一顿逃走了；其余大多也是这类勾当。他认为自己是“全法国最好的剑客之一”。

巴泰勒米那可怕的勇敢，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在无法约束的自尊心的驱使下形成的，它与库尔涅那目空一切的勇敢遭遇之后，必然产生不幸的后果。他们彼此嫉恨。不过既然属于不同的圈子，敌对的派别，他们本可以一辈子避不见面。但一些热心朋友却火上加油，促成了他们的对立。

巴泰勒米对库尔涅的仇恨一部分是由于别人托库尔涅从法国带给他的信，他始终未曾收到。很可能在这件事上库尔涅是无辜的；但不久又传来一些谣言。巴泰勒米在瑞士认识了一个女演员，她是意大利人，后来他与她同居了。库尔涅说：“多么可惜，这个社会主义者中的社会主义者居然要靠一个女戏子养活他。”巴泰勒米的朋友们马上写信告诉了他这事。他收到信后，立刻丢下设计武器的工作和女演员，风驰电掣般赶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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