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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1页）

红衫军1

莎士比亚日2变成了加里波第日3。这是历史制造的巧合，也只有历史才能把这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硬拉到一起。

人民聚集在樱草丘植树，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周年诞辰，这以后仍留在那里，要谈谈加里波第提前离开的事。警察驱散了群众。五万人民（据警方的报告）听从三十名警察的支配，出于深刻的守法精神，把在露天举行集会的伟大权利放弃了一半，表现了在任何情况下支持政府的非法干预的决心。

……确实，某种莎士比亚式的幻境在英国灰蒙蒙的背景上展现在我们眼前：伟大和丑恶，激动心灵的呻吟和嘈杂的喧闹声并列在一起，这是纯粹莎士比亚的风格，既有崇高单纯的人，天真朴实的群众，也有墙背后的秘密策划，阴谋和欺诈。在另一些形象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影子：从哈姆雷特到李尔王，从高纳里尔和考狄利亚到“正直的”伊阿古。4那一切伊阿古多么渺小，可是数量那么多，又那么道貌岸然！

序幕。号声。群众作为偶像登场了，这是1848年以后形成的，人民成了本世纪唯一伟大的英雄，荣誉的光辉全部集中到他的身上。大家崇拜他，歌颂他，这鲜明地体现了卡莱尔5的“英雄崇拜”观念。礼炮声，钟声，轮船上长旒飘舞——只是没有音乐，因为英国的贵宾是在星期日到达，而星期日在这里是斋戒日……伦敦在恭候客人，人们站了七个钟头，而热烈的情绪每天在增长；穿红衬衫的人一出现在街上，便会引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人们在深夜一时簇拥着他离开歌剧院，早上七时又聚集在斯塔福大厦6门口。工人和公爵，裁缝和显贵，银行家和高级教士，封建主义的残余德比7，二月革命留下的1848年的共和分子，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8和没有父母的光脚板的扫烟囱孩子，都争先恐后要与他握手，与他见面，与他谈话。苏格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格拉斯哥，曼彻斯特，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光临，可是他却消失了，从不透光的迷雾和蓝色的海洋中消失了。

正如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一样，贵宾退到了大臣们安排的布景后面消失了。他在哪儿？刚才好端端的，一下子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黑点，一片正要驶进大海的帆影。

英国人民受到愚弄。正如诗人说的：“伟大而愚蠢的人民”。善良、有力、顽强，但颟顸、笨拙、迟钝的约翰牛9啊，他既可怜又可笑！牛摆出了狮子的威风，刚抖动了一下鬣毛，舒展了一下身子，准备迎接客人，那盛大的场面是任何一个国王，不论在位的还是退位的，都从未得到过的，可是一眨眼客人却给带走了。狮子牛气得直跺双趾蹄，拼命刨土……但是它关在笼子里，管笼子的控制着通向自由的路，掌握着铁锁和门闩，他们哄它，用废话骗它，却把钥匙揣在口袋里……黑点从海面上消失了。

可怜的狮子牛，做你的苦工，拖你的犁，打你的锤子吧。难道三位大臣，一位非大臣，一位公爵，一位医学教授，一位虔诚的勋爵，不已经在贵族院和下议院，在报纸上和客厅中，向公众证明，你昨天看到的那个健康的人，今天病了，病得很重，因此不得不用快艇送他沿着大西洋，穿过地中海吗？10……从前有一则寓言说，磨坊主告诉朋友，他的驴子不在，但朋友听见驴子叫，表示怀疑，于是磨坊主对他生气道：“你究竟相信谁，是相信我的驴子，还是相信我？”……

再说，难道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吗？岂但是朋友，还是人民的保护人和父母亲呢……

……报纸详细记载了舞会和宴会，演说和辩论，欢迎词和颂扬诗，奇齐克11和市政厅的活动。芭蕾和戏剧，哑剧和滑稽喜剧，这些“春夜之梦”，报上描写得够多了。我不打算与它们争奇斗胜，只想用我小小的照相机摄下从我卑微的一角看到的几个场面。它们正如照片一样，包含着许多偶然的东西，许多难看的皱纹和难看的姿态，过于显著的细节，以及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轮廓和人力所无法掩饰的表情……

我不在的孩子们，我把这篇故事献给你们（它一部分也是为你们写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惋惜，因为你们不在这儿，不能与我们一起度过这4月17日。

1．在布鲁克大厦12

4月3日晚上，加里波第到达南安普敦。我打算在人们包围他、带走他、使他困倦以前，先看到他。

我要这么做的原因很多：首先，这只是因为我爱他，与他阔别已快十年了。从1848年起，我便注视着他的伟大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在1854年，他对我说来已完全像一个来自高尔奈利·内波斯或普卢塔克著作13中的人物……14从那时起，他又比那些人长高了一半，成了人民的“无冕帝王”，他们的希望和活传奇，他们的圣人——从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到安达卢西亚和苏格兰，从南美洲到北美合众国，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在望着他。从那时起，他带着不多几个人，战胜了一支军队，解放了一个国家，然后又被赶出了那里，像一个已把人们送到了驿站的马车夫一样。从那时起，他受了骗，挨了打15，但是正如胜利没有使他得到什么，战败也没有使他失去什么，只是使他在人民中的威望增加了一倍。他的

本国人给他造成的创伤，用鲜血把他和人民牢牢结合到了一起。英雄的伟绩赢得的是受难者的荆冠。我希望看到，这是不是还是那个善良的水手，那个率领“共和号”从波士顿驶进西印度码头、幻想着建立海上流亡者共和国的水手，那个曾用从美洲带来的尼斯的别列牌酒招待过我的水手。

其次，我想与他谈谈这儿的一些阴谋和荒谬现象，谈谈那些善心人怎样一只手给他建造台座，另一只手却把马志尼绑在耻辱柱上。我要告诉他对斯坦斯菲尔德16的迫害，以及那些头脑不清的自由主义者怎样跟着反动派的鹰犬狺狺狂吠，不明白那些人至少怀着一个目的：借斯坦斯菲尔德的事推翻那个优柔寡断的杂色内阁，用自己的痛风症、破布头和褪色的旧纹章代替它。17

……在南安普敦，我没有找到加里波第。他刚离开这儿，前往怀特岛。街上还留下了庆祝的痕迹：旗子，人群，无数外国人……

我没有在南安普敦停留，立即前往考斯。轮船上，旅馆里，大家都在谈加里波第，谈对他的接待，其中包括一个个小故事：他在萨瑟兰公爵的搀扶下走上甲板，到了考斯，离开轮船时，水手们列队欢送他，加里波第向他们挥手致意，正想往前走，蓦地站住了，走到水手们面前，与每个人握手，而不是给他们几个钱，让他们买酒喝。

晚上九时，我到了考斯，知道布鲁克大厦很远，我定了一辆次日早上的马车便到海边去了。这是1864年第一个温暖的傍晚。海上风平浪静，水波在懒洋洋地嬉戏，滚动，有的地方闪动着时隐时现的磷光；我心旷神怡，呼吸着海水咸咸的蒸汽，它像干草的香味一样叫我喜悦。远处飘来了音乐声，不知在哪个俱乐部或酒吧间里有人跳舞，一切显得明朗，欢乐。

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打开窗户时，英国又让我想起了它原来的面貌：我看到的不再是海湾和天空、陆地和遥远的原野，而是一片深浅不一的灰蒙蒙的景色；雨正从灰色的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似乎带着英国人的顽强精神在向你宣称：“如果你以为我会停止，那么你错了，我不会停止。”七时，我便在这样的心情中前往布鲁克大厦。

英国的仆人头脑迟钝，缺乏礼貌，我不想跟他们多纠缠，写了一张条子给加里波第的秘书格尔卓尼18。格尔卓尼把我带进自己屋里，便去向加里波第通报。接着我听到了手杖打在地板上的笃笃声和说话声：“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跑进走廊。加里波第站在我面前，开朗、亲切地直视着我的眼睛，然后伸出双手，说道：“看到您太高兴了，您依旧精力饱满，身体健康，还在工作！”他拥抱了我，“您喜欢上哪儿？这是格尔卓尼的房间，您要上我屋里，还是留在这儿？”他一边问我，一边坐下了。

现在轮到我端详他了。

他的装束正像你从无数照片、画像和雕塑上看到的一样：穿一件红羊毛衫，上面罩一件外套，胸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扣得紧紧的，他围着围巾，但不是围在脖子上，而是披在双肩上，与水手们一样，在胸前挽了个结。这一切对他非常合适，尤其是那件外套。

在这十年中，他的变化比我想象的少得多。他的画像和照片没有一张没有走样，在那里他显得老一些，黑一些，主要是都不能充分表现他脸上的神情。但正是这种神情流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这不仅在于他的脸色，而且来自他本人，他的力量，那吸引人的、献出了一切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周围的一切服从他的意志……不论那是什么，也不论那范围是大是小：是尼斯的一伙渔夫，海上的一群水手，蒙得维的亚的一支游击队，意大利的志愿军，还是各国的人民群众和地球上的整个区域。

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不规则的，与其说像意大利人，不如说带有斯拉夫色彩；它们生动，充满着无限的仁慈、爱和人们通常所说的bienveillance（我用了一个法文字，因为“善意”这个词在我们的前厅和衙门中用得太滥了，意义已遭到歪曲，变得庸俗了）。他的目光，他的声音，也带有这种意味，它们都显得这么单纯，这么出自内心，只要一个人不是别有用意，也没有从哪一个政府领取津贴，一般说来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那么他一定会喜欢他。

但是单单仁慈不足以概括他的性格，也不足以说明他的表情；除了善良和动人以外，还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和一种自我反省的活动，那种沉思的、无限悲伤的心理状态。这忧郁而凄凉的情绪是我以前在他身上没有看到过的。

谈话有时中断了；像乌云飘过海上一样，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些思索的阴影，那是由于他肩负着人们的命运，因而感到畏惧，还是由于人民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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