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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多（第1页）

梦境将会被控制，惩罚将会到来。

——让·谷克多[1]

21

我出生在黄楼街区的街道最深处，那并不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乞丐们耍着小聪明过日子，妓女们在美国士兵离开后便都失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贫苦人整日赖在家里敞开大门听着收音机。偶尔会有人走运了，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或者一家咖啡吧，或者搬家离开，但无论你搬去哪里，所有人都认得出你是黄楼街区里的一个。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了，但直到今天，在街上认出我的人依然会称呼我为来自黄楼街区的爱德华多。

在右眼得青光眼之前，我父亲是瓦莱考迪纳地区的一名火车司机。他每天凌晨四点钟醒来，奔向火车站，启动电力火车，等待着要前往贝内文托的通勤乘客。在五点五十分的这趟车上平均会有八名乘客，晚上十八点零一分的那趟也是这个数字。每天他在贝内文托-那不勒斯这条线路上来回奔波。有些早晨，如果那八名乘客中某个人没有按时出现，他便会谎称火车出现了故障，等着，直到有人开始抱怨为止。绝不能在五点五十分的时候落下某个人在站台上，唐·杰皮诺反复说道，那样太残忍了。然而这么多年来他得到了什么回报？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后来有一次他靠着车门睡着了，火车出轨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有一些碰伤，不过铁路公司的技术员发现了一瓶烈酒，心中生疑。我父亲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和酒精没有关系，他说道，他就是睡着了而已。

幸运的是，那个技术员也出生在黄楼街区。他便开始向我父亲询问一些老友的现状，这个人后来在做什么？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而唐·杰皮诺被逼着只能说出真相：谁还没有死，或者谁进了监狱，谁并没有多少出息，有人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还有人开了一家咖啡吧，而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在最终的报告里，技术员并没有提到那瓶烈酒。

然而，在那次事故之后，乘客们不停地在背后说着他的坏话，在旅途中我父亲听着那些流言蜚语，心中苦恼不已：他们议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酒鬼，有人甚至编了故事说他在火车上搞了一个夜间地下赌场。那当然不是真的，但即使用大炮也拦不住那些人说长道短。再说，那些人还说，什么时候从黄楼街区里出来过好东西呢？

他被解雇了。

不久之后，我在街上捡到一只带斑点的猫。我不记得它的颜色了，但它带着斑点。我可不能带一只猫回家，我父亲会把它撵走。我们住在教会预留给贫困家庭的那种廉价出租房里，如果神父们发现了那只猫，很有可能会把我们赶出去，于是我把它藏在了屋顶上。那天晚上我喂了它一些牛奶，当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听着它喵喵地叫着，我无法停止去想它那双饥饿贪婪的小眼睛。就那样想着想着，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第二天我去上学，整个早上我都在想尽办法给它找吃的东西，我的同学们却像往常一样说着蠢话。“它叫什么？为什么你不给它起个名字呢？”

“什么名字不名字的。”我越来越生气地回答着他们，“真正的问题是食物！”

晚些时候，我回到家中，一种焦虑感顶到了我的嗓子眼。我撞开门，看到了谁正在狼吞虎咽着我母亲买回来用以做晚餐的那块牛排。正是它，那只带着斑点的猫。一股愤怒感涌上心头让我失去了理智。我从后面抓住它的脖子，甚至没给它吐出嘴中食物的机会，我去到阳台，把它从五楼扔了下去。喵喵喵，那个可恶的叛徒在飞翔的时候哭喊着。将一个活物从这么高的地方扔下去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没有向下看，我回到厨房，用清水冲洗那块牛排剩下的部分，再用油纸重新包起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打开了门。她立刻打开油纸包装，看到了那块被咬碎了的牛排。她问我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我，除了真相之外想不到任何有效的借口，便沉默不语。她又问了我一次。再一次。就在那个时候，双脚站立在那儿，我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戏剧表演，一段沉默的谎言独角戏，直至今日那都是我的演员生涯里无可比拟的杰作。我屏住呼吸，直到我的脸憋得像圣马尔扎诺番茄那样红，接着我突然扑倒在她脚下，开始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号啕大哭。任何认识我母亲的人都会说我将被她狠狠地教训一顿，然而她却抱住了我的头，轻拍着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深信不疑是我因为太饿了，饿到竟然去啃生肉。那天晚上，唐·杰皮诺从咖啡吧回来，我们晚饭吃了那块牛排，我还记得在分牛排的时候，我母亲把被咬碎的那一部分留给了自己。

我知道你在想着什么，我是一个懦夫，我不能说你错了，然而那也是一种命运。因为要感谢那天晚上的懦弱，让我明白了接下来的人生里我想要做什么。当我看着我母亲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块肉的时候，我决定我永远都不要再贫穷了。

我二十岁那年，我的哥哥马尔切利诺因为肾脏疾病在阿斯卡莱西医院住院已有两个星期。那是一段荒诞的时期，因为与此同时唐·杰皮诺在同一家医院住院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一个人需要切除肾脏，另一个人则需要第无数次做眼部手术。每一次去医院我都会守上两夜，我记得很清楚。一夜在第一层我哥哥的房间，另一夜在第二层我父亲那里。那里所有人都认识我，护士们对我很好。

我从马尔切利诺那里开始，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喜欢闲聊，然后接近午夜的时候我会悄悄地从他房间里出来，来到楼上，尽量不被人注意到。那间病房里的情况不算很好，因为唐·杰皮诺有在睡觉时胡言乱语的习惯。自从住进医院以后，他停止了喝酒，造成了他那奇怪的习惯，就这样他和房间里其他病人都闹了矛盾。如果说当你住院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得罪任何人，因为在那里所有人都能够伤害到你。

然而那天晚上我父亲向我保证他不会胡言乱语，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就这样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疯狂的夜晚之后，我终于能够睡上一觉。清晨时一个护士突然叫醒我，让我赶紧去楼下，马尔切利诺的状况恶化了。

我冲了下去，医生告诉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需要紧急手术。在去手术等候室之前，我又回到了我父亲那里。由于在那段日子里他已经几乎看不见了，他开始像一个老瞎子那样摸着我的脸。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抚摸我，假如那算是一次抚摸，而不是一次检查的话。

“你没有刮胡子？”他生气地说道，“你算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时间，爸爸。”我回答道，“我要在哪儿刮胡子？如今我算是住在这医院里了。”

“你应该感到羞愧。”他坚持着，“你哥哥要做一个危险的手术，而你却像个乞丐一样转悠着。”

“好的，爸爸。”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明天我就刮，我向你保证。”

“如今太晚了。”他总结着，“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你了。”

我没有把他的话太当回事，唐·杰皮诺就是那样的人。我哥哥一直是他更喜欢的那个。此外在那一天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操心，我母亲和我的姐姐妹妹们也过来帮忙了，可怜的马尔切利诺，医生们正准备着摘除他的左肾，同时向他的静脉里输入已经被污染过的血液，他正在坟墓边缘徘徊着。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能想象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对医院和医生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是穷人，而穷人总是觉得懂科学的人比他们事实上更加可靠。有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散发着一种救世主的气质，而我母亲在他面前说话时会变得结结巴巴，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种稳重的目光，那种目光能给人一种他很有能力的假象，能让人满怀希望地去期待。一般来说，那是一种只有主座教堂里的圣雅纳略雕像才会有的目光。

很可能，就在他通知她马尔切利诺死了的那一天，她还是在用同样的方式仰望着他。

那天早上一通电话突然惊醒了我。“尽快过来，爱德华，”母亲抽噎着说道，“你去通知你父亲……这个世界上最违背天理的事情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我，就在那个时刻，并没有立刻去叫醒他，让他赶紧起床，告诉他我们要去医院，因为你的长子死了。相反，我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刮了一次我人生中最完美的胡子。

每一次回想起来，我都会感到内疚，在我为了刮胡子而浪费掉的那些时间里，我母亲独自在医院守在马尔切利诺含毒的尸体旁。我记得在那天早上，当我往脸上涂剃须膏的时候，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便是：我要让医院里所有的医生、护士、麻醉师都不再觉得我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乞丐，而是一个死者的气质非凡的弟弟。

我永远也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唐·杰皮诺抚摸着我哥哥的脸默默流泪的画面。尽管我知道那一天马尔切利诺才是焦点，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在希望着我父亲会转过身来，看着我，注意到我那完美的胡须。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继续抚摸着我哥哥那粗糙的暗黄色的脸。就在那个时候，我还在想着：唉，看吧，他并没有责怪马尔切利诺还没有刮胡子就死去了。

几个星期后，右眼里最后的那一缕微光也抛弃了我父亲。就这样，还不到五十岁，唐·杰皮诺便拒绝了再多看一眼这个世界。从那一天起，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黑暗中听着收音机，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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