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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丁未年纪事 乌云与金边（第1页）

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了。这里所记的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

一九八六年

一　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们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癞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艾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艾丽思的名言：“curiouserandcuriouser！”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戴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斗”。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门×号！谁在撕纸？”“×门×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门×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撒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糨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功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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